“三线建设”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严峻态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战略决策，即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于是，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扛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风餐露宿，依靠人挑肩扛，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上千个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神秘战略工程，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实施，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韩城矿区就是在1970年“三线建设”期间全面开始建设起来的。 

     1970年1月，陕西省革委会委派西安煤炭研究所革委会主任、原韩城煤矿筹备处主任梁国兴来到韩城，与借调的星火煤矿、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31队12名干部及军宣队代表，共同组成筹备处。2月，原煤炭部第25工程处500多名职工先期调迁韩城矿区。3月，成立了韩城矿区煤炭建设指挥部，其领导成员由军代表、领导干部和所在地、县革委会领导干部组成。4月，从陕西蓝田招来3650名民工（即三线战士）参加矿区建设。西安煤矿设计院组成韩城设计队进驻韩城矿区，进行现场设计。 

     很快，参加矿区建设的人数达到2000多人。这一年，从全国各地调进煤炭工业工程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医务人员和各类干部共621人；是年，胡岭平峒、南岔1号斜井、崖岔平峒和桑树坪矿平硐和斜井相继开工建设；《韩城矿区总体规划（草案）》出台；西安至韩城铁路建成通车。年底时，全矿区职工人数达到8800多人。 

 关于1970年的矿区面貌，下面几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可以让你了解当时的现状—— 

     宋振全的回忆文章这样写道：我们是1970年3月28日到达渭南的，火车不通韩城，坐汽车来到下峪口，再到桑树坪矿。那时还是土路，一路上颠簸得很厉害；老婆孩子一大堆，也没有住的地方。熬了两天，第三天搬到竹园村一老乡家的窑洞里，点着煤油灯，锅碗瓢盆都是借用老乡家的。到了4月份，从蓝田、兴平招来三千多名农民工，一下子涌进桑树坪矿和下峪口矿，别说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大伙都是在老乡的打麦场上铺着行李卷凑合着。没过几天，就开始编队，按照部队的排、连、营为单位编了五个营，有的是矿建、有的是土建，还有一部分人在山坡上负责打窑洞、烧白灰，窑洞用来住人，白灰用来盖房和施工用。下井干活的人提着马灯，戴着柳条帽（当时的安全帽），用最原始的方式和工具干活。再后来， 又来了几千人，桑树坪矿周围的村庄都住满了工人。 

     李武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70年4月28日，我随大家一起步行来到蓝田县城集合。记得当时我们坐的是从罗马尼亚进口的布切奇大卡车；每辆车上安排40人，把车挤得满满的。卡车摇摇晃晃地经过渭南、大荔、合阳到达韩城。车过龙亭，看到公路两侧高高的大白杨，笔直挺拔，树叶迎风招展，就好像是韩城人民在列队欢迎我们这些三线建设大军，这一情景对初到韩城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蓝田招来的3600多名三线战士都是分批乘坐大卡车来到韩城矿区的。汽车大约开了五六个小时，沿着梁山山脉一直向北，傍晚时分开到上峪口沟里南岔矿的窑洞前，短暂停留了半个小时后，车又掉头开到东北庄一个大院内，工作人员领我们来到一栋二层小楼前，告诉我们说，这是南岔矿三营所在地。当时的下峪口矿房无一间，营部和食堂都租的是当地农民的房子。晚上八点钟，我们每人从食堂领到一张烙饼；也没有水，有些人就着凉水吃下了烙饼。饭后，管后勤的一名老工人把我们同来的13个人领到东北庄东南的一个沟边，走进一个土院落，这个土院落很像渭北地区的大地窖，其长约50多米，宽约20多米，靠北面有四孔土窑洞，房东姓阮。给我们住的窑洞原来是圈羊的，有很重的羊粪味。窑洞里没有电灯，门是一个木栅栏，地上铺的是麦草；那名老工人给了一盏马灯。进入窑洞后，我们按照顺序把被子铺开，还好，我有一条小褥子和一床被子，比别人多了条小褥子。经过一周的学习，我们开始分班；分班后，我搬到了另一户老乡家，拿取行李时，发现窑洞地上的褥子底下铺的麦草已经发芽。新搬进的这户人家家境较好，屋内地面铺的是砖，干燥一些。当时我们的工资是38元，口粮是45斤（其中30%是杂粮），我们戏称自己是“3845部队”。 

     在刘树香老人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70年下峪口煤矿开始建设，四面八方的建设者蜂拥而来，有部队转业兵，有“三线战士”，有从东北、宁夏、铜川、山西等老矿区调转的干部和工人，也有工程兵。当时，矿区地面没有任何建筑物，除了基建工程兵有营房外，所有来矿区的建设者全部借住在当地农村老乡家里。次年11月，从抚顺矿务局老虎台煤矿调转来的一批人员有幸住进了刚刚建成的下峪口矿第一个“豪华建筑”—上广场两层石头楼。当时上广场的建筑物寥寥无几，下广场是一片乱石滩，新矿区没有一棵树木，到处是杂乱的荒草石滩；也没有一条道路，人们在荒滩上任意行走，走出了一条条小路，小路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小石块，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人们形容当时的环境是“夏天荒草窝，冬天乱石坡，狂风卷黄沙，十里少人烟。”矿区处在黄河禹门口风口区，没有树木，建筑物又少，经常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飞沙走石，风大时吹得小石块乱飞，有的围墙也被大风刮倒了。当时的供应十分短缺，副食品匮乏。我的家属和小孩没有城镇户口，我经常去河津和龙亭等地购买高价粮；职工食堂经常是老三样：水煮白菜、玉米面稀饭、馒头或玉米面发糕。 

     1971年3月，从北京、山西和内蒙古有2488名复转军人集体调入韩城矿区，为韩城矿区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人政治素质好，可谓根正苗红，大部分人是党员。刚刚组建的韩城矿务局机构尚不健全，这批退伍转业人员有的被分配到保卫组、政工组、劳资组，进了机关；多数人去了基层，到区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替换了一批老工人。12月，蒲城县民兵团2500人来到矿区，支援上峪口矿和英山煤矿的公路建设。1972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00429部队（即42支队，后改为450部队），由贵州省盘县调迁至韩城，参加韩城矿区建设。1974年1月撤销韩城矿区煤矿建设指挥部，成立韩城矿务局。1978年，韩城矿区职工和家属达到34000多人。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操持着东北、山西、陕西蓝田及南方口音，他们大部分人住在农村老乡家里，房檐下放一个炉子就是厨房。单身职工连床都没有，潮湿的地板上铺上麦草放上褥子就是床；甚至有人睡在露天地里，天当被，地当床。冬天没有取暖设施，每天晚上睡大铺，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起取暖。由于人员激增，粮、油、菜供应不上，主食是细粮加玉米面，油少不能炒菜，就只能用水把菜煮熟后再往锅里滴几滴油，这叫“浮油政策”。最苦的是矿工升井后不能洗澡，从矿长到工人都是用脸盆盛上凉水洗一洗了事。 

     人们上班几乎都是步行去，有一天晚上，一名工人从上峪口返回下峪口住地的途中，遇到一只狼，好在他用矿灯和木棍吓退了那只狼。在矿井建设中，工人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井筒掘进时，没有电，没有压风，工人们手把钢钎、抡着大锤打眼，放炮，放完跑后浓烟不散，就脱下衣服来煽走烟雾。矿车、坑木、机械等矿用物资运不到井口，矿领导和区队干部就带领工人们从火车站一趟一趟人拉肩扛地把物资运到矿上和井下。就是这样，他们满怀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的初心和信念，将井筒一米一米地向下延伸。 

     在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好干部和工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兴昂、杜转民和刘忠缠等人。1958年参加工作的王兴昂，1970年3月从鸡西矿务局调至韩城矿区，担任上峪口矿掘进六连连长（相当于队长）。次年4月，在一次特大透水事故中，他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只身跳入刺骨的冷水中指挥战斗，抢回了被水淹没的设备，并积极排水，组织生产，抢回了被透水耽误的工期和任务。1972年，矿上将六连同其他三个连组成“岩巷掘进突击队”，他带领突击队职工克服机械设备不足等重重困难，挥锹装车，肩扛大筐，率先垂范；经过31个昼夜的艰苦鏖战，一举完成202米大断面全岩巷掘进任务，刷新了全省月掘进进尺记录，为加快矿井建设做出了贡献。之后，他率领韩煤四队在1972年创全岩下山独头掘进一次成巷月进尺315.5米的全国最高记录；1977年6月，掘进四队又创出月掘进进尺612米的全省掘进新记录；累计进尺超过1500米，在全国煤矿建设甲级掘进队评比中，这个队名列前六名。王兴昂先后三次被矿务局评为十大标兵，1978年被煤炭部授予劳动模范。 

      在“三线建设”期间，蓝田民工的作用功不可没，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是刘忠缠。他从一名22岁的小伙子一直干到退休，几十年奋战在井下运输一线，被人们誉为“运输专家”。在刚到矿区最初的半年间，他在井下像一只老虎，样样活路干在前，吃苦耐劳；领导看他很能干，就让他当了班长。四年后又提拔他担任运输队长。他带领全队职工积极配合矿上的生产会战，井下生产多少煤，他们就拉出多少煤，连续三年突破矿井设计能力，在两年跨越百万吨大关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井下，他总是以身作则，拼着命去干活，常常两三个班一起上，最累最危险的活，总是他抢先干，有几次被煤浆埋住了半个身子都不下“火线”。他带领的运输队连续十年被矿务局评为先进单位，他本人连续17年被韩城矿务局树为劳动模范，并被陕西省政府和煤炭部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在下峪口矿有一个人被人们称为“拼命三郎”，他叫杜转民。他的经历里注满了太多的汗水，为矿区建设付出了美好的青春年华。他在担任三采区青年突击队一班长时，使出浑身解数，处处带头干在先，吃苦在前，顽强拼搏，年年完成生产任务。在参加工作的前八年就无偿贡献了360个工作日，后五年没有休过一个班。 

      有一次井下施工中淋水很大，他站在水中打眼，由于地面湿滑，他不慎同风钻一同摔倒在地，风钻砸伤了脚，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袭来，让硬汉子也难以忍受；他咬紧牙关继续打眼，突然水泵上的排水管螺丝滑扣了，水柱顿时四射，严重威胁着施工，他又迎着喷水冲到泵前，使劲压住法兰盘，及时堵住了水，消除了危险。担任队长后，他一直吃住在井口的办公室；即使结婚后，也经常吃住在井口，特别是生产紧张忙碌时，他连着上班，在井下一线指挥生产。他曾连续8次登上矿务局劳模领奖台。 

      在当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像王兴昂、刘忠缠、杜转民这样的区队干部和职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团结一心，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拼搏，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韩城矿区最初的建设期间，有一支队伍当永远铭记，这就是建字00429部队（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42支队，后改为450部队）。1972年3月，450部队万名官兵从贵州省盘县奉命开赴韩城，承担起韩城矿区井下及部分地面工程的施工任务。当时，部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馒头加杂粮，住的是简易房和临时帐篷，每个战士每月只有六元的津贴。 

      在“一切为了建设”的口号引领下，450部队的官兵们奋力苦战，竞相展开竞赛，月月完成施工任务；1976年在桑树坪矿创造了岩巷掘进月进尺2907米的全国记录；在地面楼房施工中，连续数月挑灯夜战，24个小时三班倒，创造了一天建起三层楼的惊人记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450部队在建设完成桑树坪矿、下峪口矿和下峪口洗煤厂的同时，还参与修建了下桑公路和上桑公路，帮助韩城人民打通了薛峰水库南干渠三合隧道，建起了金城工人俱乐部。 

     198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第五章中，有一段文字对基建工程兵参加煤炭基地建设的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在1966年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成立之后，先后参加了贵州省盘县矿区的月亮田、老屋基、火烧铺和陕西省韩城矿区的桑树坪矿等19处矿井和一处露天煤矿的建设任务，并建成一座年洗煤60万吨的洗煤厂。 

      桑树坪煤矿位于陕西省著名的龙门古渡附近，濒临黄河，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开发工程十分艰巨。1975年3月，基建工程兵42支队（后改为450部队）以8000人的兵力投入施工。在建矿前期施工中，部队利用半年时间修筑了12.7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在建井施工中，指战员们为了早出煤，不怕苦，不怕累，井巷掘进连续30个月超千米，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先后有14个连队达到国家掘进等级队的标准。由于地面土建工程进度快，质量好，从而使这个矿从井上到井下的生产系统、附属工程和生活设施均同步配套建成，于1979年11月投产。施工部队在四年多时间里，共完成井巷工程5.7万多米，房建工程16.2万平方米，安装主要设备13000台，铺设各种管线282公里，而建设成本、吨煤投资却低于同地区水平的30%。桑树坪矿区的建成投产，使韩城矿务局成为拥有年产500万吨能力的陕西第二大矿区。450部队在韩城矿区建设期间的十余年间，共有75名战士英勇牺牲，他们的遗骨埋在了韩城市烈士陵园和龙门山上。 

      在1970年至1979年底的十年间，数万名职工和基建工程兵团结奋战，在“边设计，边勘探，边施工”方针指导下，发扬煤矿工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先后有5个矿6对矿井建成投产，总设计能力为年产471万吨（后核定为432万吨），各种辅助设施也基本完成。随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韩城矿务局已成为集煤炭生产、加工、销售和科研、设计、施工、生活、文化、教育、服务等于一体，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的中央部属国有大型煤炭工业企业。 

作者：陕煤韩城矿业公司编志办 冯骁

编 辑：沙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