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当利润超过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

可在现实生活中，在某些时候，利润超过300%时，也没有人需要冒绞刑的危险。只要利润足够大，成本足够低，风险足够小，某些灰色产业就会屡禁不止，覆灭不掉。

谁能想到，这年头，彩礼诈骗竟然也越来越流行了。某些女人骗钱，骗到婚姻的头上来了，越来越没有下限，越来越没有底线。这伤害的不只是男人，还伤害了那些不搞诈骗，正常要求彩礼，正常结婚的其他女人。

大家试想一下，当彩礼诈骗越来越盛行时，谁还愿意为了一桩婚姻而支付高额的彩礼呢？男人愿意掏空家产去支付彩礼，不就是想娶个老婆吗？如果支付巨额彩礼，反而遭到骗婚敛财，还以后谁还愿意付彩礼？这种“骗婚敛财”的行为，岂不是在拿个人利益去损害绝大多数女性正常索取彩礼的权益吗？

队长强烈建议，不仅男人要反对彩礼诈骗，女人更要反对彩礼诈骗。遇到“骗婚敛财”的女人，大家要一起唾弃她，朝她脸上吐口水，诅咒她终生都嫁不出去，生了孩子也没屁眼儿。

在河南永城，就发生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彩礼诈骗案”。一男子为迎娶美娇娘，婚前向女方支付彩礼42万元。可仅过了2个月，女方就提出离婚。42万彩礼，有效期2个月，队长预计这个利润率恐怕远不止300%。

男方认为，离婚可以，但彩礼钱你得退给我。毕竟，这可能是男方一家人掏空存钱罐，才攒够的42万。要是每桩婚姻需要支付42万彩礼钱，有效期仅2个月的话，我相信，这世界上没人结婚了。反倒是那些红灯区，生意会变得无比火爆，可能还会因此衍生出一种新型两性关系：“周末夫妻。”

这种莫得感情，纯骗钱的项目，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啊？

于是，男方多次上门索取彩礼钱，人还给你，麻烦把钱也还给我。可女方态度恶劣，拒不返还。双方僵持不下，男方万般无奈之下，起诉女方。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按习俗给付彩礼的，有三种情形可以请求返还：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是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经法院审理判决，要求女方退还男方彩礼金35.9万元。

可事实还没完。女方大概是彻底不要脸了，耍赖皮了。在法院作出判决后，男方多次上门索要，女方依然拒不退钱，就这么赖了一年以上。男方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拉横幅维权。

而在女方拒不退钱的情况下，法院将其拉入老赖黑名单，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如果女方继续耍赖，男方有权以诈骗罪起诉，若构成诈骗实施，女方将面临刑事责任。

不过，这很难。严格意义来说，彩礼是一种灰色收入。在传统意义上，彩礼是男方婚前主动赠予女方的财产。可在现实操作中，这种“赠予”常常被异化，变形。男方若是拿不出彩礼，别说娶媳妇了，连个说媒人都没有。这就成了一个结婚的刚需，由主动变成了被动，不给不行。

这也让一部分女性开始走上了“彩礼诈骗”的道路，尤其是在一些高彩礼的省份。在四川凉山，某女子与男方见面3天后，就同意与男方结婚。男方支付8.8万元彩礼钱，随后女方跑路，直到2年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被逮捕，以诈骗罪入刑。

在江西新余，某女子在短时间内，以“结婚”为名义，先后诈骗三名男子，彩礼共计20多万元，被公安逮捕，以诈骗罪入刑。

在广西桂林，某女子5个月内谈了8个“男朋友”，成功诈骗彩礼钱90多万。这生财之道，不比打工强得多吗？

从下面这张图就可以看到，彩礼诈骗案主要集中于欠发达省份。

彩礼习俗主要盛行于中西部农村地区。也就是说，越是穷的地方，彩礼习俗越是根深蒂固，彩礼费用也是相对水涨船高。高额的彩礼费用，为“骗婚敛财”提供了土壤。

在上文中，队长列举的还只是被法院判刑的“彩礼诈骗案”。真正的“骗婚高手”，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上文中的那些都是菜鸟级选手。

最著名的骗婚案是“翟欣欣案”。翟欣欣以婚恋为名义，行敛财之事实，先后迫使苏享茂对其转账数百万元。两人领证结婚后，翟欣欣又以离婚为前提，要求苏享茂分割上千万的家庭财产。苏享茂被翟欣欣设计的连环套，步步紧逼，最终自杀，只留下一封万字遗书。

可如今的翟欣欣仍旧逍遥法外，只有苏享茂尝尽了这“虚假爱情的苦”。事实上，翟欣欣从未爱过苏享茂，不过是想要他的钱罢了。

类似这种高级“骗婚敛财”的手法，苏享茂斯人已去，最重要的证人已亡，谁还能主持公道呢？

当“彩礼”和“诈骗”相融合时，这里面有太多法律无法顾及的灰色区域。彩礼本是你情我愿的聘礼，可彩礼的妖魔化，不仅增加了男方的结婚成本，也放大了女方的情感焦虑。

有多少两情相悦的人因为彩礼而分道扬镳呢？

彩礼应适当，而不应过高，更不能当作某些人脱贫致富的歪路子，最好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