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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百川：面对疫气的可怖，我理解风的狂怒 ——读雨果的《九三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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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29 21:10:27 散文荟萃

说不清具体因由，一直都比较喜欢雨果的书，尤其喜欢《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今年春节期间整理闲书时，竟从书柜底层翻出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07版的《九三年》。何时买的、在哪买的，脑中则毫无印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本四周暗黄陈旧、里面却纤尘未染的书我以前没读过。也就是自当日起，我便将其作为闲暇时的消遣，断断续续用了近三个月时间，读完了这本不算厚的书。
《九三年》是雨果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在这部小说中以深邃的社会历史眼光和磅礴雄伟的气魄，描绘了一幅法国大革命时期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以旺代叛乱与平定叛乱的斗争为背景，以三个孩子的命运为线索，描写了革命与反革命、共和与保王两党之间血与火的惨烈内战，再现了新旧两种制度的殊死较量，揭露了保王势力的凶残没落，歌颂了以国民公会为代表的新生革命政权。
我对法国大革命的这段历史并不是太了解。读了这本书，算是从文学艺术方面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读完这本书，感触还是颇多的，概况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点。
其一，浓郁的悲悯情怀。小说开头，红帽子营在野地中碰到露天席地的母子私人，母亲“像一头母兽那样满不在乎地袒露出她的胸部”。红帽子营的曹长拉杜不断发问：你是什么人？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你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国家是你的祖国？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位母亲统统无法回答，她不知道自己的政治观点，不知道自己的祖国，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去向何处。她只知道自己以前生活的家乡叫什么，只知道自己的丈夫被军人打死了，却不知道打死自己丈夫的是“蓝军”的人、还是“白军”的人。面对曹长拉杜的反复质询，她能回答的只是打死丈夫的“是一声枪响。”……每每读到这里，我的心都禁不住地颤抖。国家与政权、共和与保王、革命与反革命、等等，在她这里都是现实而深重的苦难，其它则与她丝毫无干。
其二，仁爱的革命精神。从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的立场处于仁爱和革命的两极之间，他既赞成仁爱精神，又赞成革命和暴动，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于他赞成革命却不能全盘接受革命；理解革命却接受不了革命带来的严峻现实。这种矛盾心理在小说《九三年》中体现于郭万与西穆尔丹身上，即是：郭万主张宽待俘虏，视人的生命为最高价值；西穆尔丹主张严惩所有敌人，视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中间就产生了潜伏着的，可是很深的矛盾……这两个人一个充满人道慈爱，一个崇尚纯粹革命；可是他们互相爱着”。毫无疑问，西穆尔登是正确的，因为“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但郭万却指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所以最终西穆尔丹砍了郭万的头，并同时开枪自杀。“于是这两个灵魂，这两个悲惨的兄弟姐妹，一同飞去了，一个的暗影和另一个的光辉混合起来了。”
其三，虚幻的美丽殿堂。雨果在《九三年》中，描写的战争场景格外血腥，无论是在海上大炮碾碎士兵的尸体，还是伊马吕斯被涌出肠子的细节，或是反革命匪徒把战斗中俘获的巴黎联队士兵全部枪毙，包括那个被联队收留的母亲……其实，这实质就是一场又一场无情的杀戮，一场“野蛮”对“文明”的杀戮、文盲对书籍与知识的杀戮。“野蛮”蕴含的是与生俱来的爱与善的感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在郭万看来，正是“文明”使得民众分裂成为革命军与保王党，从而毁灭人性地对彼此厮杀不止，而“野蛮”中美丽的东西，真正的文明所需要的东西，被抛弃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野蛮”的无敌与强大，更不是“野蛮”对“文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因为《九三年》中的郭万不仅对西穆尔丹说：“文明染上了瘟疫，但在大风中得到治愈。也许风暴应该有所选择？但是它负责如此大规模的清扫工作，能够温文尔雅吗？面对疫气的可怖，我理解风的狂怒……”还因为在郭万的乌托邦的图景之中，还有这么一句论述：在野蛮的基础上，正在建筑一座文明的殿堂。
正如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作者：中煤西北能源南梁矿业公司江百川

编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