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梁上一点岁数的人都知道，一说西社就是矿区西面的供销社。这个供销社在农村，在矿区的习惯叫商店，主要是为了好区分。

　　在过去，人们一提到供销社，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它牵扯到千家万户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是农村社员们日常必去的地方。红土梁村与我们居住的矿区有一河之隔，过了河不远处就是西社，西社有的人也称下社，可以拿鸡蛋换糖块换花生，还经常收一些破铜烂铁的。小时候，我们经常去西社，看看进了什么新鲜货，破铜烂铁给的价钱高不高？

　　至于谁们当营业员早已忘记了，只知道最后一任主任是姚果，之前是冯德润。

　　那个时候，一提起供销社，供销社的人特别风光，特别的吃香，是最让人羡慕的工作。他们每天在营业厅里，干着风不吹头、雨不打脸的很体面的工作；不像农民种地那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庄稼地里干着又脏又累的农活；他们都是国家国营单位的干部职工，手里端着“铁饭碗”，月月都吃着“商品粮”发着工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些干部子女和领导的家属。所以，一旦当上了营业员，他们就成了公社里的“香饽饽”；不但衣食无忧，就连找对象，也是像现在万人瞩目的明星们一样，人人都是在追他们。由于工作环境与众不同，使得他们的气质形象也明显要高于其他行业。男营业员时常是衣着整洁得体，干净利索，各个都是帅气十足；尤其是他们在中山服的上衣口袋里，再别上一支“金星牌”的钢笔，让人一看就更扎眼了。女营业员穿着鲜艳亮丽，待人热情大方；各个长的眉清目秀，气质优雅；且聪明伶俐，美得像是仙女下凡。我们这里的很多大人，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求他们积极进步时，总是说：“现在要好好上学，等将来长大后有了本事，看看咱们能不能娶上一个供销社里的营业员当老婆。”在当时有很多人从小最大的理想，就是今后能当上一个供销社的营业员。

　　人民公社时，还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无论你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到供销社里扯上一块布，回家做一件布衫子穿，需要有布票；如果到粮店买些小米、白面吃，需要有粮票；生产队里如果购买煤炭、柴油，供销社就让你拿出煤票和油票；更不要说家里买什么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稀缺物品了，那得走后门、托关系搞到票才能买到，不然你手里再有钱也买不了。托人托谁？托供销社的人；找人找谁？找那里的营业员；这也可能是营业员们，在那个时代最吃香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有一次红土梁的生产队里，听说有一种叫“氨水”的农业科技新产品，施到庄稼地里可以增产多打粮食，很多生产队都在找人托关系，想弄到些氨水票去购买。村里生产队队长托关系找到一位县领导，给批了购买四大缸的氨水票。等把这四大缸封闭非常严密的氨水缸，用马车拉到生产队里准备上地时，因为社员们从没有弄过这玩意儿，不敢轻易碰它们，怕有什么危险。氨水缸运到了许久，也没有谁敢把上面的密封口打开，队长一时犯了难。谁知这时一个平时好出风头的“二愣子”，不知道啥时候来到氨气缸前，问了一下情况发了话：“这事不好办？”他向队长和在场的社员们说：“你们都靠边，这事儿我来办！”还没等众人开口，他就立马把氨水缸上面封闭的东西，三下五去二给拆了下来，只见他突然间好像中了什么邪一样，瞬间瘫倒在了地上；社员们见状，迅速把他用架子车拉到了公社卫生院，经过医生的极力抢救，才算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由于脑缺氧时间太长，最终还是落下了残疾，生活勉强能够自理。原来氨水本身是“水”，但是它一旦遇到空气之后，非常容易分解，产生了氨气，那个二愣子在弄开封闭的缸口时，没有做任何防护还不说，最要命的是，他还好奇地对着缸口往里面探着头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看，险些要了他的命。社员们看这个东西这么凶险，生产队里再也没有人敢使用它，之后就兑给别的生产队了。

　　那时候，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由供销社一家经营，任何东西都不允许个人买卖，公家一旦发现，就按照“投机倒把”来对待；轻者开你的批斗会，让你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游街示众；重者直接判你的刑、让你蹲监狱，进行劳动改造。因此在人民公社时，不仅没有小商小贩，就连各种商品都是国营大厂的产品，他们对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所有东西不合格一律不允许出厂；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假冒伪劣。就连我们常吃的酱油、醋全部都是使用传统的制作工艺，用生产队里自己种出的粮食做成的，从来没有添加过任何的化学制剂。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国营的供销社，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昔日社员们最崇尚的营业员，如今也不见了他们的行踪。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总是把它留恋，为它叹惜，想让供销社这个造福于民的国营企业，重新回到我们老百姓的身边。

本网记者：冀中能源张矿集团 杨景瑞

编 辑：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