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李自成败亡后三百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说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进入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终于导致了失败。1949年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时候，还意味深长地告诫中共干部，“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李自成成了因腐化而失败的反面典型。大顺军占领北京前后四十二天，采取了包括稳定社会秩序、接管朝廷各衙门及地方政权在内的九项举措，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操练，所以他“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李自成另外的失败原因，通常还被归结为“流寇主义”，也就是率军转战各地，而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事实上，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都在占领区域设置节度使、防御使等管理地方军政。本书后附录有大顺和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表，使“流寇主义”的说法不攻自破。其实恰恰因为李自成在各地留下了太多的驻军，才导致他出征山海关时兵力不足，结果被多尔衮、吴三桂的联军击败。在推翻各种陈说之余，郭沫若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还解决了几件历史悬案。如曾被《明史》记载的所谓“荥阳大会”，以及郭沫若言之凿凿的李岩其人都被证明为子虚乌有。但是对于李自成，似乎作者的立场是以褒扬为主，很多次通过整顿军纪，和大家一起共商国是要情，并且从不沉迷酒色，等等显示出李自成这样一个农民领袖的英明气节，不断地擦去他的污点，我觉得有些爱屋及乌，甚至爱屋不见乌了，辩证法运用的不是很到位。

　　于是，也能看出来《甲申三百年祭》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在抗日的紧要关头，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大无畏的像李自成那样的视死如归，勇赴沙场，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质来鼓舞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共赴国难。所以在文章中李自成就成了一个和士兵同吃同睡，酒色不淫的苦行僧似的英雄领袖。当然中间，我最喜欢的就是中间一些生动的详细描写，比如战争灾荒之后，甘肃陕西一代人们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及百姓对农民军的如痴如醉，夸大化的信仰。到底李自成如何能调动天下穷苦百姓，其实也是在为抗日战争做总结和感悟，全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胜的关键与法宝。

　　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只有李自成值得祭奠。李自成是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俗话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站在农民军一方说话不假，但是从没有失掉史家应有的客观精神，对任何问题都是依据史料，有一说一，不掩恶，也不溢美。明末之际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向以“屠蜀”闻名，以至于鲁迅说他是“专为杀人而杀人”。郭沫若在书中驳斥了一些史书的污蔑之词，但也承认张献忠镇压官僚、地主时，“常常迁怒于当地居民，派出军队不分良莠滥加屠杀”，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其他包括明军、清军在内的各支武装也都曾在蜀中大开杀戒，那么将所有的账都一股脑地算在张献忠身上，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至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对手崇祯，历来都有史家表示同情，因为看重他励精图治的努力和壮烈殉国的气节。崇祯或许算不上昏聩，可也确实不是什么明君。在部署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他的政策和用人都是反复无常，缺少远见，甚至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崇祯都还不肯打开自己的小金库，犒赏将士——那些积蓄相当于李自成手下大顺军两年的军费。人们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固然不错，但从郭沫若笔下看崇祯，就会知道他的亡国不全是时势使然，一定程度上属于咎由自取。《明末农民战争史》“平视王侯”，全书对明神宗（万历帝）、明思宗（崇祯帝），以及各藩王都直呼其名，而不使用庙号、年号或封号代称，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不谋而合。

作者：同发东周窑煤业公司主井原煤皮带队 岳建忠

编 辑：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