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大佛洞窟里最凉爽，那时的石窟游人也不是太多。烈日下，我们在凉爽的大佛怀里玩儿扑克，石窟洞里钻进钻出捉迷藏；爬上石窟顶头的土围墙上，远眺滔滔的十里河对面南山和工人村、云岗村的袅袅炊烟；在和尚坟之间穿出穿进；玩累了就在三窟前的石鼓寒泉，手捧着饮甘甜可口的泉水，根本不用担心喝坏肚，洗把脸绵如如的洗去满脸的汗水；有时还拿着打完酒的空卡灌一卡水。太阳落山了，妈妈们的呼喊回家的声音，从山坡传来，石窟也开始清场了，我们才恋恋不舍的开启回家路。
       云冈石窟陪伴了我的天真的童年时光，石窟的一草一木，每个细节的变迁都牢牢的映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看露天电影
       50多年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村落一一晋华宫矿工人村随着云冈景区的建设，早已消失在大景区内，然而到在麻村看露天电影的镜头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

       刚蒙蒙黑，最难忘的要数去一沟之隔的麻村看电影了。麻村村边的打谷场的老戏台前露天电影经常有，孩子们最爱看打仗电影。村里有人大喊一声，麻村有电影呢！便一传十，十传百，喊声在工人村的四个分会内回荡，于是天完全黑下来，新九栋和对面麻村的沙沟坡上，便出现了一排晃荡的手电筒的光，夹杂着人们的说笑声，那是去麻村看电影人的身影。
      有时有人搞恶作剧，专门哄人喊“麻村有电影呢！”，人问啥电影？便回答，“战地看蓝天，白跑小英雄”。孩子们以为是打仗电影，一个劲的催大人去。原来是站在地上看蓝天，意思是没电影白跑一趟。有时去了电影不好看，就骂“今天的电影真寡气，烂铜烂铁烂波奇”，顽皮的孩子就跳上麻村人家的堆满喂牲口的秸秆的泥土砌的房子上，玩藏猫猫。有的调皮蛋会点燃人家的房子上的草，上演火光冲天的恶作剧，那镜头一幕幕记忆犹新。
      什么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一些英雄人物就是从看露天电影认识的，童年的露天电影不只是一种文化活动，更是一种爱国教育的方式，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在二小上学的日子
      在云冈石窟边有个村子叫工人村，这个村住的不是农民，而是矿工，大同矿区九矿的员工家属们。
      我的父亲一九五五年随工程处来到了红九矿，建晋华宫矿矿井，就在这里安了家。这里成了生我长我，以至做梦都会梦见的地方。

      工人村人住的集中，一二三四五分会依次分布在山坡上。上学都在工人村小学，也就是后来的二小。
      那时的学校很简陋，容纳不了多少人。而且分两个校区上课。一年级在三分会后的小学校，二至五年级搬到了菜铺下面大校区。
      三分会的小学校是一个四方的朝西开门的小院，并排着两边各二三间平房教室，那是我们入学第一天踏入的地方。
       从大门进入，左手是门房和粉笔厂、一班二班，右边是三班四班。门房外挂着半截铁轨，那时上下课不拉铃，而是敲轨打钟。一个姓李的大爷每天会在上下课时间点用锤撞击铁轨，学生家长们亲切的称他为打钟的李大爷。
      一年级我们班主任是李香兰，一个留着大辫子、严厉又和蔼的女老师。刚上学，重视学习的老妈怕我坐后面别人影响就和李老师说我孩子是近视眼儿，于是老师就将我放在了课桌右手第一排，同桌是一个五九公路住叫常春杏的女生。上课坐累了，我习惯把双手架在头上，被李老师狠狠地用教鞭敲了，并严历喝斥"把手放下去！"，从此再也没有往上拿过手。
       教室的窗外就是前排人家的后院。夏日是向日葵、玉米繁茂结果的日子，调皮的孩子们会利用上副课机会，从窗户爬出去，跳进地里玩耍。
       那时冬天生炉子，谁值日谁拿钥匙谁生火。我们会提前准备好一块引火的画皮和一小捆劈好的木柴，当天早早地去值日和生炉子，从没有家长去帮忙
      放学后，不回家，书包扔在路边，在校门口玩儿弹蛋儿。玻璃球，我弹完你弹，你弹完他弹，追着玻璃蛋，一会就走出好几排房，早忘记了书包的事。直到妈妈们喊回家写作业，才想起了书包。找不到了先挨顿打，随后被妈妈扯着耳朵儿去学校门口找，其实书包早被看门的李大爷收拾起了。
      二年级的时候搬到了新九栋前面菜铺那的校区，这里稍微大点。我们的教室就在学校操场靠北边这排，头间是个木匠房。靠沟边上有一个铁棍焊制的大门不常开，新九栋和麻村的孩子会从铁门上翻过去或下面钻过去。大
操场主席台上边是三角尖顶子的胡同房教室，正面大门朝向主席台。三、四、五年级的教室都分布在这里，三年级四个班在走廊右手，四三班在最里边，五年级朝外面开门。
      出了胡同房走廊最南面是校长们的办公室，台子下是水房，紧挨南大门，门外是工人村粮食局。西北角菜铺处也有一个门。那时工人村小学上学的不仅有五个分会的孩子，还有住东山大楼、麻村沟、矿南山、五九公路的孩子们。
        那时还没有教师节送礼的习惯。三年级李香兰老师换成了班主任王桂琴老师和数学梁贵老师。记得我屡次上自习说话，被同学们记了名字，被王老师撤掉了生活班长；上课铃响了，还和同学们疯玩儿，被王老师抓住后，在讲台边罚站反思，笑场了。老师气愤地说，″看这个白皮，再笑一个”，我居然又笑了。“去到办公室站着去”！我以为这下要挨板子或叫家长来，没想到战战兢兢的在语文组办公室等来了下课的王老师，她并没有骂我，而是和老师们说，″这孩子可聪明了，这次语文考了年级第一"。没有挨批，反倒受了表扬，从此我更加喜爱语文，更敬重王老师。王老师还会将好学生的作文贴到墙上供同学们学习。
       数学梁贵老师，课上见我早早的写完布置的课堂作业并全对，于是让我给别人判作业，当了把小老师。王桂琴老师有时还会叫我下课去大商店帮她买点小零食，放学了孩子们会和老师去五分会后山坡上帮老师家起“山药”，相处十分和谐。

       最难忘是少先队入队仪式。各班呈列在主席台下，在台上我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成为少年先锋队。那时头批入队一个班只有两个名额，而且统一举行入队仪式。由高年级的少先队为我们在台上戴红领巾，为我戴红领巾的是我们前两排住的一个叫小玉的姐姐。
       不曾忘记那下课疯玩，上课铃响了，才想起需要上厕所，来不及去操场北面沟沿边儿的公厕，就飞奔下主席台台阶，径直到沟沿边儿小便，被老师罚站场景；那时代课老师有事，校长会亲自给我们代课；犯了错经常挨板子，手掌被打的老肿，回家怕家长看见就用砖头覆着消肿。但没有人去找过老师，上学时光开心快乐。
       那时的熊孩子不但顽皮，而且还猴害人。几个玩儿伴，在你爬桌上打瞌睡时，专门制造呼噜，让你挨打；会进入教室尖顶里，爬到班级房顶检修口里边，用小石向下打人。放假了，会从学校大铁门栏杆翻进去，再从主席台前的胡同房木门缝隙钻进楼道，窜进办公室，偷先锋队杂志或笔记本、跳绳、粉笔等。
       后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革。五年小学改成六年制，我们成了首批从四年级直接跳入六年级的学生。那时四三班的同学有王子贵、胡爱萍、陈海连、武装、张军、冯国华、刘占成、刘忠平、王志军、王翠平、王延成、张明、秦义……后来就分开了，有的上六级有的上五年级。
      如今，不在这里念书了，甚至也不在这里住了，但工人村小学的打钟声，依然会回荡在我们排房上空；学校的铃声，时常会响彻我们的脑海里。曾经的同桌、一起的玩伴、能忆起名字的、记不起的，曾经的工人村二小四三班的老同学你们可好啊！

         50多年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村落早已拆迁。大商店、医院、汽车站、小学早已不复存在，随着云冈景区的建设，工人村早已携带着尘封的记忆消失在大景区内，然而工人村太多的怀忆却留在了工人村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