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村大桥、十里河、东山大楼，密密麻麻的公家排房和自建房、大商店、云冈石窟红墙这些熟悉又亲切的标志性建筑，带你早以飞回到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工人村。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养育了我们几代矿工。

　　工人村位于晋华宫矿北部，背靠五周山，东临十里河，和云冈石窟一山之隔。工人村大桥和一座铁路桥横跨大河南北。50年代至80年代，村内居住着晋华宫建矿时的老六处人和晋华宫矿的职工，这里有学校、商店、菜、医院，建筑多为黄土夯筑平房或窑洞，仍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承担着矿区家属居住、生活保障等功能。

　　我70年代出生在这里的新九栋，上小学、中学，一直到十几岁外出上学才离开，不曾忘记七八十年代从大桥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去九矿中学上学的身影；熟悉的工人村大坡，是每天上学和职工儿必走好几趟的路；滔滔的十里河，是我们游泳滑冰的好地方；逃票去云冈石窟大佛怀里玩儿扑克、藏猫猫；麻村、孝魏屯、东山大楼，看露天电影。还有和小伙伴们结伴到对面的麻村偷山羊、摘胡麻，捉蝈蝈儿、逮蚂蚱，上黑山砍酸溜、摘马茹茹；东山大楼那时住的包工队，那刀砍馒头、窝窝头，白生生的，虚腾腾的，那叫一个好吃；一到冬天，每个分会头起，水管前排队担水的人更是川流不息；菜铺买过冬大白菜，粮油店排队凭票购粮油；医院治大脸、做皮试打针，一看到白大褂就吓得腿软，那些镜头依然在眼前。那悠扬清脆的工人村小学上下课的铃声更是时常回荡在梦中，儿时的单纯快乐充斥在村子里，还有那最初在三分会小学看门房尽职尽责的打钟的慈眉善目的李大爷还健在吗？

　　巍巍的马武山下，滔滔的十里河流过。十里河就在九矿工人村门前，间隔一条大马路，也就是现在的109国道。

　　七八十年代的十里河，水流湍急，那里曾是我们儿时最最好玩的地方，她陪伴我们走过了童年的春夏秋冬。

　　夏日的十里河畔，水草丰满，河水也远没有后来这些年的浑黑。小伙伴们放学了，三五结伴儿来到了十里河边，找个水浅的地段游泳。那时是没有专业的老师教的，都是在水里瞎扑腾，称狗刨。

　　玩儿累了，赤裸着躺在河边的细软的被太阳晒得发热的沙地上，用沙子盖在身体上，享受天然的舒坦的砂浴。有时小伙伴儿们把鞋放在河边，怕被水冲走，就挖个坑将鞋埋住，结果玩儿久了，等从水里爬出来，早已忘记了埋鞋的位置，光脚板回家是常有的事。

　　常在河边玩儿，哪有不湿鞋的？其实看似温和流淌的十里河也是暗藏危险的。记得一次，我们在沿公路下的一个浅水坑内玩抢气球。按理说这个地方的水淹不到孩子们的脖子上，正当我们为争夺一个气球在水里到处扑腾的时候，我掉入了一个远比身高高得多的深坑。这是路边为盖房取水专门挖的深坑，一连好几个足以淹过我们小小年纪的头顶。我只感觉到耳朵嗡嗡的响，眼前的到处是水泡，我使劲的用全力不停的上下扑腾着双手，心想这下可完了，掉在深井里了。隐隐的还能听到小伙伴儿们抢气球的叫喊声。不知过了多久，在我的扑腾下，猛然间我的头露出了水面，又看到了水里争抢气球的小伙伴儿们，我知道我没事儿了，危险脱离了。但这件事虽然惊吓我不小，但并没有影响我在这里玩儿耍的热情。

　　十里河的冬天更是我们滑冰的好去处，那时父母都会为我们制作几个小冰车，复杂的冰车下边两根固定铁丝的滑轨上，会平平的钉一排光滑模板，能坐能跪着玩。简单的就直接在两根较短的竖轨上面横定两个横档，这种冰车玩时采用手和脚腿同时发力，一下就能滑很远，远比一个人跑得快。

　　一望无际的绵延数十里的宽敞冰面，无论我们玩跪着的冰车或脚踏着的冰车，都无拘无束、肆无忌惮。

　　数九寒天的硬邦邦的冰面上，我们总要玩儿到棉帽里冒汗，棉衣湿透。最刺激的要数河开季节，天气已转暖，冰面开始消融。脚踏冰车滑动在忽高忽低起伏的冰面，一冰锥能划出好几十米远，那种感觉十分的爽。有时会控制不住会掉入消融的冰里，半个身棉衣就湿透了，依然阻挡不了孩童们滑冰的热情。

　　中午了，玩是玩开心了，带着被汗水和冰水浸透的棉衣，最愁的是怎么回家。家长是不会让你去十里河上玩冰的，他们知道那里很危险。于是如何让湿棉衣干了成了主要的难题，于是我们会跑到当时的大商店那儿的一个公家大理发店去，那里面有两个很大的炭炉，烧的很旺。直到烤干棉衣裤，再回家就没事了。有时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在大街上也设有烧水或取暖的一堆炭火，在这里既能看热闹，又能烤衣服，两全其美。由于怕家长们发现挨打，烤衣服心切，有时离火太近烤的衣服棉絮冒了烟儿，棉絮串的很快，拍都拍不灭，一烧一大片，那样就交不了差了，回去一顿挨打是免不了。但没过几天，棉衣上只是多了几块补丁，一点儿也不影响我们再去十里河滑冰。

　　是的，十里河已不是一个地名。她已变成了我们童年的抹不去的回忆。

　　晋华宫矿工人村与云冈石窟一山之隔，翻过一分会再过个小山头就是石窟了，去石窟玩耍是童年的极佳去处，在这里的老戏台不仅时常能看大戏，还有来自各个村子的节日里秧歌表演，偶尔还能看到形形色色外国游人，这里是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那时周六日写完作业就跑到云冈石窟玩耍，石窟那时门票也就一两毛钱。但我们进云冈是从不买票的，弯腰从售票窗口阿姨的眼皮底下蹲着就溜进去，有时还从工人村这边的红色围墙上跳进去。

　　夏日大佛洞窟里最凉爽，那时的石窟游人也不是太多。烈日下，我们在凉爽的大佛怀里玩儿扑克，石窟洞里钻进钻出捉迷藏；爬上石窟顶头的土围墙上，远眺滔滔的十里河对面南山和工人村、云岗村的袅袅炊烟；在和尚坟之间穿出穿进；玩累了就在三窟前的石鼓寒泉，手捧着饮甘甜可口的泉水，根本不用担心喝坏肚，洗把脸绵如如的洗去满脸的汗水；有时还拿着打完酒的空卡灌一卡水。太阳落山了，妈妈们的呼喊回家的声音，从山坡传来，石窟也开始清场了，我们才恋恋不舍的开启回家路。

　　云冈石窟陪伴了我的天真的童年时光，石窟的一草一木，每个细节的变迁都牢牢的映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50多年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村落一一晋华宫矿工人村随着云冈景区的建设，早已消失在大景区内，然而到在麻村看露天电影的镜头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

　　刚蒙蒙黑，最难忘的要数去一沟之隔的麻村看电影了。麻村村边的打谷场的老戏台前露天电影经常有，孩子们最爱看打仗电影。村里有人大喊一声，麻村有电影呢！便一传十，十传百，喊声在工人村的四个分会内回荡，于是天完全黑下来，新九栋和对面麻村的沙沟坡上，便出现了一排晃荡的手电筒的光，夹杂着人们的说笑声，那是去麻村看电影人的身影。

　　有时有人搞恶作剧，专门哄人喊“麻村有电影呢！”，人问啥电影？便回答，“战地看蓝天，白跑小英雄”。孩子们以为是打仗电影，一个劲的催大人去。原来是站在地上看蓝天，意思是没电影白跑一趟。有时去了电影不好看，就骂“今天的电影真寡气，烂铜烂铁烂波奇”，顽皮的孩子就跳上麻村人家的堆满喂牲口的秸秆的泥土砌的房子上，玩藏猫猫。有的调皮蛋会点燃人家的房子上的草，上演火光冲天的恶作剧，那镜头一幕幕记忆犹新。

　　什么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一些英雄人物就是从看露天电影认识的，童年的露天电影不只是一种文化活动，更是一种爱国教育的方式，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在云冈石窟边有个村子叫工人村，这个村住的不是农民，而是矿工，大同矿区九矿的员工家属们。

　　我的父亲一九五五年随工程处来到了红九矿，建晋华宫矿矿井，就在这里安了家。这里成了生我长我，以至做梦都会梦见的地方。

　　工人村人住的集中，一二三四五分会依次分布在山坡上。上学都在工人村小学，也就是后来的二小。

　　那时的学校很简陋，容纳不了多少人。而且分两个校区上课。一年级在三分会后的小学校，二至五年级搬到了菜铺下面大校区。

　　三分会的小学校是一个四方的朝西开门的小院，并排着两边各二三间平房教室，那是我们入学第一天踏入的地方。

　　从大门进入，左手是门房和粉笔厂、一班二班，右边是三班四班。门房外挂着半截铁轨，那时上下课不拉铃，而是敲轨打钟。一个姓李的大爷每天会在上下课时间点用锤撞击铁轨，学生家长们亲切的称他为打钟的李大爷。

　　一年级我们班主任是李香兰，一个留着大辫子、严厉又和蔼的女老师。刚上学，重视学习的老妈怕我坐后面别人影响就和李老师说我孩子是近视眼儿，于是老师就将我放在了课桌右手第一排，同桌是一个五九公路住叫常春杏的女生。上课坐累了，我习惯把双手架在头上，被李老师狠狠地用教鞭敲了，并严历喝斥"把手放下去！"，从此再也没有往上拿过手。

　　教室的窗外就是前排人家的后院。夏日是向日葵、玉米繁茂结果的日子，调皮的孩子们会利用上副课机会，从窗户爬出去，跳进地里玩耍。

　　那时冬天生炉子，谁值日谁拿钥匙谁生火。我们会提前准备好一块引火的画皮和一小捆劈好的木柴，当天早早地去值日和生炉子，从没有家长去帮忙

　　放学后，不回家，书包扔在路边，在校门口玩儿弹蛋儿。玻璃球，我弹完你弹，你弹完他弹，追着玻璃蛋，一会就走出好几排房，早忘记了书包的事。直到妈妈们喊回家写作业，才想起了书包。找不到了先挨顿打，随后被妈妈扯着耳朵儿去学校门口找，其实书包早被看门的李大爷收拾起了。

　　二年级的时候搬到了新九栋前面菜铺那的校区，这里稍微大点。我们的教室就在学校操场靠北边这排，头间是个木匠房。靠沟边上有一个铁棍焊制的大门不常开，新九栋和麻村的孩子会从铁门上翻过去或下面钻过去。大

　　操场主席台上边是三角尖顶子的胡同房教室，正面大门朝向主席台。三、四、五年级的教室都分布在这里，三年级四个班在走廊右手，四三班在最里边，五年级朝外面开门。

　　出了胡同房走廊最南面是校长们的办公室，台子下是水房，紧挨南大门，门外是工人村粮食局。西北角菜铺处也有一个门。那时工人村小学上学的不仅有五个分会的孩子，还有住东山大楼、麻村沟、矿南山、五九公路的孩子们。

　　那时还没有教师节送礼的习惯。三年级李香兰老师换成了班主任王桂琴老师和数学梁贵老师。记得我屡次上自习说话，被同学们记了名字，被王老师撤掉了生活班长；上课铃响了，还和同学们疯玩儿，被王老师抓住后，在讲台边罚站反思，笑场了。老师气愤地说，″看这个白皮，再笑一个”，我居然又笑了。“去到办公室站着去”！我以为这下要挨板子或叫家长来，没想到战战兢兢的在语文组办公室等来了下课的王老师，她并没有骂我，而是和老师们说，″这孩子可聪明了，这次语文考了年级第一"。没有挨批，反倒受了表扬，从此我更加喜爱语文，更敬重王老师。王老师还会将好学生的作文贴到墙上供同学们学习。

　　数学梁贵老师，课上见我早早的写完布置的课堂作业并全对，于是让我给别人判作业，当了把小老师。王桂琴老师有时还会叫我下课去大商店帮她买点小零食，放学了孩子们会和老师去五分会后山坡上帮老师家起“山药”，相处十分和谐。

　　最难忘是少先队入队仪式。各班呈列在主席台下，在台上我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成为少年先锋队。那时头批入队一个班只有两个名额，而且统一举行入队仪式。由高年级的少先队为我们在台上戴红领巾，为我戴红领巾的是我们前两排住的一个叫小玉的姐姐。

　　不曾忘记那下课疯玩，上课铃响了，才想起需要上厕所，来不及去操场北面沟沿边儿的公厕，就飞奔下主席台台阶，径直到沟沿边儿小便，被老师罚站场景；那时代课老师有事，校长会亲自给我们代课；犯了错经常挨板子，手掌被打的老肿，回家怕家长看见就用砖头覆着消肿。但没有人去找过老师，上学时光开心快乐。

　　那时的熊孩子不但顽皮，而且还猴害人。几个玩儿伴，在你爬桌上打瞌睡时，专门制造呼噜，让你挨打；会进入教室尖顶里，爬到班级房顶检修口里边，用小石向下打人。放假了，会从学校大铁门栏杆翻进去，再从主席台前的胡同房木门缝隙钻进楼道，窜进办公室，偷先锋队杂志或笔记本、跳绳、粉笔等。

　　后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革。五年小学改成六年制，我们成了首批从四年级直接跳入六年级的学生。那时四三班的同学有王子贵、胡爱萍、陈海连、武装、张军、冯国华、刘占成、刘忠平、王志军、王翠平、王延成、张明、秦义……后来就分开了，有的上六级有的上五年级。

　　如今，不在这里念书了，甚至也不在这里住了，但工人村小学的打钟声，依然会回荡在我们排房上空；学校的铃声，时常会响彻我们的脑海里。曾经的同桌、一起的玩伴、能忆起名字的、记不起的，曾经的工人村二小四三班的老同学你们可好啊！

　　童年是值得回味的，拥有五六千人的九矿工人村人的大年更值得回味。那时工人村五个分会180排排房，每家好几个孩子，这里不仅有国营的商店、菜铺、粮食局、医院、学校、理发馆儿、磨面房、澡堂，还拥有派出所、房产、社区街道等机构。每逢年节，附近麻村、孝家屯、东山大楼、水圈、榆涧、竹林寺的村子人都会来市场买东西，粒食局前卖东西的绵延百米，市场那叫个繁荣。

　　一进腊月，年味儿就有了，孩子们盼望着穿新衣、买鞭炮、过大年、挣压岁钱就有熬盼了。大人们开始备年货:买水果、备瓜子大豆、生豆牙、烧肉、到麻村磨豆腐、左邻后舍帮忙炸麻花，忙的不亦乐乎。

　　三十，一大早，早早洗过澡，穿上新衣，兜里装上瓜子儿、大豆，将小鞭炮拆开，装在"衣兜"里，点截儿香，出门去，开始走东家串西家；或在沟沿边用铁杆炮互炸打仗，那年头的炮子质量硬杠杠的，放铁杆儿炮(筷子粗)，都用手抓着点，在手里响一声扔出去，才响第二声。甚至大拇指粗的大麻炮也是用手捏着，点燃炸响第一声，再串上天响第二声。

　　过年了家里孩子少的、家庭好的买新衣；孩子多、家庭不好的，妈妈们会自己动手蹬缝纫机匝，还有的将旧衣服翻面儿当新衣服的。鞋也是妈妈自己发穴上底子，有帆布底的、也有从井下找费皮溜割底子，但自家上的鞋总没有人家花钱买的鞋好看。

　　七十年代中期，有电视人家不多，能有个9寸的黑白电视就不错了。年三十夜，人们会挤去他家看春晚，家中坐满人，大冬天窗户外也爬满人。八十年代初，人们家陆续有了黑白电视，为了看春晚，上房顶转天线，调信号儿成了必备的功夫。电视屏信号哗哗的闪，外面房顶上的人不停转天线方向，里面人配合着直到电视画面清晰，那时也只有中央、山西台。

　　过年，家家开灯用电负荷大常顶闸，也有变电器着火，那时用电没保障。家没电，都得去派出所那房产找电工白寿山去。他是工人村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很是敬重。

　　有钱没钱贴春联过年。那时的春联都自己写，不花钱买。找个能写了字的，二十八九就摆开摊子写。我们家是前排房的宋冬霞的丈夫赵清华给写，人家文化人字不错，比我初小文化的老父亲字好。每年写对联儿时，我们就围在炕桌前，兴奋地打下手，磨砚裁红纸。年三十上午大红对联贴上墙，小朋友们穿着新衣绕着，评价谁家对联儿内容写的好，谁家对联贴得大。

　　旺火是家家必垒的。那时工人村人按户供煤证，毛驴车送煤。年三十下午就开始张罗垒旺火。里面儿是木材，外面炭块砌封口。黑夜十二时准时点火，火不旺会浇些柴油，会用油纱助燃。旺火看的垒在院子里，有的在大门外。孩子们会绕排房，看谁家旺火垒得大、着得旺。有时，看完春晚，孩人们会凑在一起玩扑克儿，玩儿着玩儿着就睡着了。

　　正月里，矿上的红火玩艺常上工人村。锣鼓声一响，人们就从各排房冒出来，去大商店前、医院那、或派出所空地，围着水泄不通，看扭秧歌，挠哥，大头人，打架人，拉旱船，跑龙灯等……以至九十年代，偶尔再回工人村老房住一夜，都能隐隐听到秧歌锣鼓的错觉声，那场景再也不可能有了。

　　童年的工人村，物质虽然不丰富，年过得却十分开心。因为那时只有过年了，孩子们才能吃好的，才能穿新衣，响鞭炮，仿佛年就是孩子们实现愿望的好日子。

　　50多年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村落早已拆迁。大商店、医院、汽车站、小学早已不复存在，随着云冈景区的建设，工人村早已携带着尘封的记忆消失在大景区内，然而工人村太多的怀忆却留在了工人村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