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具有丰富历史资料而且具有深厚感情内涵的关于铜川矿务局的纪念文章。作者白漪是铜川矿务局第一任局长、铜川市第一任市长白占玉的女儿，目前已经88岁高龄，她用饱含深情的笔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当年老一辈煤炭系统创业者的奋斗经历，不仅可歌可泣，而且感人肺腑；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而且情深意长，令人无限敬仰。

　　光阴荏苒，岁月流金。2025年11月1日，铜川矿务局迎来成立七十周年的重要时刻。我轻轻翻开父亲白占玉留下的老照片，思绪瞬间被拉回七十余年前，那些浸润着汗水与信念的岁月，承载着初心与坚守的来时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白占玉

       黄土高原上的新家园

　　1952年，父亲从西北党校毕业，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奔赴铜川投身陕西煤炭工业建设。次年，我们全家从西安搬到了铜川。我与二姐仍留在西安省立一中读初中，每逢暑假，便前往西安东三路的铜川煤矿驻西安办事处搭乘便车前往铜川。行程之中，尘土飞扬，道路颠簸，中途还需要穿越两条没有桥的大河，车子在河中缓缓行进。历经两日，在富平留宿一晚后，我们才终于抵达铜川。

白如璧

　　新家坐落于五里铺北工房的半山坡上，是两间略显破旧的小屋，屋后仍有人家居住在窑洞里。推门而入，屋内尚无通电，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没有床铺，全家皆睡在土炕上；自来水也未接通，生活诸多不便。母亲坐在炕上，搂着一岁多的小弟。父亲回到家，我高兴地依偎到他身旁。他疼爱地抚摸着我的头说道：“孩子们，咱们暂时还要过一段苦日子，但将来，这里必定能建成像西安一样繁华的城市。”二姐马上接过话茬：“老爸你放心！我们是在延安保育院、延安保小长大的延安娃，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母亲则轻声诉说：“你们大姐白连生从延安保小毕业后，考入延安中学。1947年解放战争爆发，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她所在的班级全体参军。她在彭老总领导的第四野战医院学会救死扶伤的本领，17岁入党，还担任了排长。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她们医院奔赴前线，她也成为了志愿军战士……如今生死不知，你们可要好好读书，将来奉献于国家。”父亲也叮嘱道：“现在正是镇压反革命、肃清旧社会遗留小煤窑、推进公私合营的关键时期，斗争形势复杂。夜里咱们房顶上常能发现敌人打出的的信号弹，你们不要随意乱跑，何况山上还有野狼出没。”

　　我和二姐帮母亲打扫屋子，一同到山坡下抬水。路陡难行，我真怕一不小心滑倒。闲暇时，我们还会帮母亲洗衣服，到附近的山坡上挖苦菜以贴家用。

　　一日，父亲说要去后沟查看正在兴建的发电厂，问我去不去。我满心欢喜地跟着他。施工现场，木架林立，工人们手拉肩扛，推着小木车运送砖块，一派热火朝天的气象。技术员向父亲汇报工程进展及面临的困难。在工地，我见到了熟识的张宗明厂长——他是一位历经长征抵达延安的老革命，12岁便投身红军，祖籍河南光山，说话带有几分湖北腔调，脸上布满皱纹。离开前，父亲再三叮嘱道：“务必注意安全，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

　　回去的路上，父亲说道：“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抓生产，等电厂一发电，矿井地上地下就都亮堂了。”父亲继续说着，忽然，我看到对面山坡上，一群野鸡正在绿茸茸的草地上悠闲觅食。暖阳洒落在它们身上，宛如一幅静谧的田园画。我小声将这一幕指给父亲看。父亲眼神一凛，迅速举枪——“叭！”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山坡的宁静。我欢快地跑过去，捡回一只被击中的野鸡，兴高采烈着说：“爸爸今晚我们有肉吃了！您真是神枪手！”

　　那时，父亲常要上山去农村走访调研。因为许多矿工都是本地人，他需要了解这里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土改推进的程度。军民本是一家，想在这里搞建设，工农团结是根基，久而久之，父亲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天，父亲回来时提了一口袋核桃，我欣喜的问：“核桃!哪来的？花了多少钱呀？”他累得坐下擦着汗：“你回来的正好，这儿没什么能给你们吃的，今天在乡亲家看见核桃，就用一元钱买了一斗。”那时农家没有秤，就用斗量，钱花得格外实在。当时街上没有商店，小弟吃的奶粉和炼乳也都是从西安买回来的。

　　从红军战士到人民公仆

白占玉（右一）与其警卫员杜伯英（左一，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

　　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了杜伯英叔叔。他是子长本地人，曾给我们讲过许多父亲在红军时期的往事。杜叔叔说，父亲当年与一位陕北地方领导人一同从横山前往子长，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前辈的领导下投身革命，共同参与创建了红27军。如今，延安革命纪念馆内，在父亲白占玉的头像下方，就陈列着那面红27军军旗。杜叔叔早年曾是红27军的“红小鬼”，担任父亲的警卫员。他回忆道：“你爸爸带兵打仗，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枪法又准又狠，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立下了赫赫战功。谢子长将军很器重他，他们是吃一锅饭、睡一个炕的生死战友。你爸爸在战斗中多次身负重伤，历经敌人的数次包围与偷袭，都能机智脱险，真是九死一生！谢子长将军负伤后，一直自责未能保护好将军，在将军养伤期间日夜守护，辗转隐蔽……后来在延安，他送我去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我舍不得离开他，最终是他亲自又把我送到学校……”在党的培养下，杜伯英后来担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父亲在北京、西安工作期间，他常来探望，他的女儿杜安新和我的妹妹萄萄也因此成了好姐妹。

　　1934年至1936年间，父亲先后担任安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任职期间，他多次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负伤，有一次左腿受重伤无法行走。正是在养伤期间，他认识了负责照顾伤员的女红军战士白如璧——她便是我后来的母亲。1934年8月，谢子长将军和父亲率领红27军及各游击队在清涧河口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谢子长将军不幸身负重伤。父亲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直到1935年2月1日，谢将军伤势恶化，在父亲的怀里与世长辞。父亲与战友们强忍悲痛，秘密安葬了将军。

　　窑洞灯火与战时摇篮

　　那些日子，失去领袖的他们感觉天塌了一般，他们迷茫，革命到底该往何处？就在这困顿彷徨的时刻，年底，长征而来的中央红军来了——天，一下子晴了！

　　1935年11月4日，博古、张闻天率领长征红军中央机关四百余人进驻瓦窑堡。父亲与几位陕甘边地方领导人一起组织赤卫队员及群众一千多人，夹道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们曾问父亲：长征红军究竟是什么模样？父亲回忆：“他们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没有一双好鞋，没什么家当，只有一些人背着背斗，里面装的是书和文件……”父亲与战友们马不停蹄地分配各村住处，让这四百多人都有了容身之所。乡亲们用小米、南瓜、土豆和热炕头招待红军。陕北的深秋已寒意袭人，母亲在妇女主任史秀芸的带领下，组织妇女们为红军赶制冬衣与棉鞋。父亲则忙于动员富裕农户，为红军募集了一千六百块大洋，上交中央，以解燃眉之急。

　　1935年12月13日，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抵达瓦窑堡。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为期九天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自此，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与“落脚点”。

　　那段时间，父亲陪同陕北地方领导人多次向毛主席汇报陕北红军及红27军的革命情况。毛主席关切地询问起谢子长将军的事迹，父亲详细讲述了将军的革命历程与家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谢子长将军全家十七人投身革命，其中九人为革命捐躯，留下六位遗孀，当时儿子谢绍明年仅十岁。毛主席听罢，神情沉痛地询问将军的安葬之处，父亲答道，因遭敌人追杀、战事紧急，只得将将军秘密掩埋。毛主席指示：“现在可以找块地方，新建陵园，以缅怀先烈。”后来，父亲与几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选定一块场地，修建了一座简朴的陵园，并委派红27军战士白卓武两次前往恳请毛主席为墓碑题字，毛主席挥毫写下“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八个大字。有一次，毛主席关切地问父亲：“你的腿伤恢复得如何？”父亲恳切地回答：“这点伤不算什么。我们子长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多达三千余名，几乎村村都有军烈属。”

　　父亲常说，在子长县、在毛主席身边亲耳聆听教诲的日子，是他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主席常说，红军北上抗日，就是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父亲也因此较早地领悟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性的深刻思想。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母奔赴各自的岗位，继续为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后来，父亲调入延安省政府，担任主席团巡视员；母亲被调至延安保育院工作，这一干便是十年。十年间，母亲成为战时孩子们的“战时母亲”，既是启迪蒙昧的文化老师，也是给予生活温暖的坚实依靠。延安保育院成为孩子们成长的精神家园。母亲曾亲自哺育过三名孤儿，他们都曾吃过母亲的奶水。因为母亲工作勤勉、吃苦耐劳、积极投身生产，曾三次被评为劳动模范。那时的奖状没有如今这般精良的纸张，而是印制在窄窄的老土布上。我曾见过那些奖状，还翘起大拇指夸赞母亲：“顶呱呱，真了不起！”遗憾的是，后来历经多次行军转移，这些珍贵的纪念未能留存下来。1944年，母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的革命精神，她一辈子都未曾忘怀。

　　1939年，日军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保育院的窑洞被炸毁。父亲作为陕北人，骨子里有着对窑洞的建造技艺，党组织立即派他到延安李家洼，负责保育院新址的建设工作。1940年至1941年间，两年多时间里，父亲带领大家建起了四十多孔窑洞，这些窑洞保留至今。

　   七十周年校庆时，我们回到了李家洼，在当年的窑洞前合影留念。听说保育院革命纪念馆正在筹建之中，待明年建成后，我一定要再回去看看。岁月流淌，山河焕新，但延安窑洞里的那盏小油灯，那些艰苦却熠熠生辉的岁月，我们从未忘记。

　　奠基陕西煤炭工业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陕西日报内容提要“铜川矿务局正式成立”

　　1954年，国家从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调来一批从事煤炭建设、地质勘探和机电维修制造的技术工人，支援铜川煤炭工业发展。父亲高兴极了，亲自带着大家搭起临时棚屋，全是标准的“干打垒”式建筑。为解决办公和住宿的急需，他重拾在延安建窑洞的本领，很快便在铜川五里铺的半山坡上，盖起了当时矿区第一座最漂亮的三层窑洞式住宿办公楼。

1955年11月1日，铜川矿务局正式成立，全体职工在这座窑洞前合影留念

——那张珍贵的照片，定格了七十年前的难忘岁月。

　　为让奔赴这片山沟沟的年轻人安心扎根、愉快工作，父亲又抓紧建起了矿区第一座“工人文化宫”。在这里，工人们能够观看电影，外地慰问演出有了舞台，职工们自行组建的文艺队也能登台排演节目，业余文化生活瞬间丰富起来。铜川矿务局成立大会就是在此举行的，父亲曾在这里为工人们讲述红军故事、作忆苦思甜报告。后来听说，这座文化宫不幸失火被毁，但那些热闹温馨的记忆，却始终镌刻在许多人的心底。

铜川矿务局成立纪念照

　　我看到一张1955年11月1日的合影，照片中是矿务局领导班子的15位成员，他们站在彩门前，父亲白占玉位于前排左起第四位。他穿着一身供给制发放的最后一套军棉衣，这套棉衣经母亲多次拆洗，已经泛白；棉裤上，母亲手工缝制的针脚依然清晰可见。脚上穿的是西安肢架厂定做的伤残鞋，专为方便他走路平稳，鞋面上沾满了四处奔忙的尘土，见证着他为矿区建设的操劳。

　　彼时已至深秋，铜川山沟里寒意渐浓，父亲受伤的左腿怕寒，早早的穿上了棉衣。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他何尝不想换上一身像样的冬装？可他没有准备。母亲多次叮嘱他，趁去西安开会的机会，到东大服装店定做两身衣服，还念叨着：“整齐些，像样些，在苏联专家面前，这也是对人家的尊重呀！老白，你一定记着。”可他每次到西安，总是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哪里还能想起做衣服的事？回来后，总免不了被母亲埋怨几句。于是，照片上便留下了他这般简朴的形象。

　　父母艰苦了一辈子，从不浪费，时常教育我们：公家的东西不能拿，不可多吃多占，要守纪律。母亲常念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一世穷”。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姐妹几人都学会了做一手好针线活，长大后都给父母做过衣服和鞋。

　　照片中，父母身后的那座彩门，我一眼便认出是延安时期的样式——简单、大方、省钱。当时的人们从山上采来松柏枝叶，在原有大门的基础上搭起木架，插上枝叶与彩旗，贴上黄五星，中间写上活动主题。看似简单的布置，正是延安精神最真实、最生动的体现。

　　站在父亲右侧高大挺拔、一身军人气度的是于战彪，他是父亲红军时期最亲密的战友，曾担任刘志丹将军的警卫员，后来出任渭南军分区司令员，多次荣获全国战斗英雄称号，在战斗中八次负伤，属二等革命伤残军人。总的来说，1955年11月的这场庆祝大会，从工人文化宫开会到窑洞前的合影，再到领导们在彩门前的留念，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对延安窑洞时期艰苦朴素作风的坚守与传承。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要求煤炭建设大干快上，加快工业发展步伐。父亲亲自参与领导了苏联援华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王石凹大型煤矿的建设与生产。他带着苏联专家踏遍了渭北煤田的山山水水，随时随地向专家请教、向技术人员学习，很快从对煤炭工业的一知半解，到逐步掌握相关知识，从不会看图纸到能够熟练看懂工程图纸。父亲的小本子上，总记着那些要随时请教的关键问题。努力学习，让他从门外汉变成了煤炭工业的行家里手。记得有一次，陕西省负责工业的副省长肖纯来看望父亲时说：“白老是咱陕西煤炭工业的活档案、真专家、实干家，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可是咱陕西煤炭事业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我看到许多父亲在渭北高原带领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翻山越岭寻找矿源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他身着旧军装，身旁停着一辆旧吉普车。四十多岁的他正当壮年，双眼望向灰蒙蒙的前方，站在这片杂草丛生、土质贫瘠的土地上，心里谋划着该把这先进重大的工业项目落在何处。经过一番科学勘探，最终选定在距铜川以东12.5公里的鳌北山下，建设王石凹矿。

　　还有一张照片中，父亲头戴草编安全帽，站在苏联专家季里连科身旁。季里连科专家双手比划着，两人一同望着前方的工地，指挥工程推进。工作中，父亲与这位大胡子专家结下深厚友谊，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知识。矿址选定后，父亲首要做的便是在鳌北山上建起一排二层窑洞式小楼，安排好苏联专家的食宿与办公事宜。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窑洞至今保留在王石凹煤矿遗址公园里，部分苏式建筑也得以留存。

　　1955年5月30日，苏联专家季里连科同志即将回国，彼时工程尚未完工。父亲满怀不舍地坐在他身旁，身着一身旧单衣，与矿山工作人员一同拍摄了一张临别留念照。这张照片的背景，正是当时山上最平整、最漂亮的那排二层陕北式窑洞。

　　延安灯火永相传

　　

白占玉，系铜川矿务局第一任局长、铜川市第一任市长

　　我的父母是从陕北黄土地上走出来的革命者，他们一生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信念、投身革命，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崇高风骨，用不懈奋斗谱写了壮美的人生篇章。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为共和国的诞生奉献了青春与热血；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成为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第一批开拓者。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先后在这片深爱的黄土地上，用实践中锤炼出的本领，建起了一座座具有陕北特色的窑洞。每一处窑洞，都镌刻着他们的革命足迹，浸润着他们的辛勤汗水。

　　如今，再次凝视这些老照片，时光已悄然走过七十年。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时代的眼睛，更是雕塑社会的力量与精神的丰碑。当我们走进连绵起伏的黄土坡，驻足于一孔孔质朴的窑洞前，“艰苦奋斗”早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字句，而是扑面而来、震撼心灵的温度与重量。毛主席晚年最深的忧虑，便是后人会淡忘延安窑洞里的灯火、井冈山上的红米饭与南瓜汤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如今，回望这几处窑洞所见证的曲折而坚定的来路，每一次对历史的凝望，本身就是对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最生动的传承与弘扬。保护这些革命旧址，正是为了搭建一座连接昨天与今天的桥梁，让我们得以触摸那段炽热的岁月，采集永不褪色的精神火光，始终铭记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那条筚路蓝缕却星光熠熠的奋斗之路。

　　我的父母皆是老红军、老党员。他们一生严守党的纪律，始终保持两袖清风的政治本色，朴素得如同陕北高原上的黄土一般纯粹。他们从不动用公家一分一毫，从不搞特殊化，从不讲究排场与馈赠，始终甘心做人民忠诚的勤务员。正因如此，他们离世后，留给后人的，是群众绵长的思念与深深的敬爱。

　　如今，我们更应从这鲜活的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迎着祖国繁荣昌盛、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高高擎起延安精神的火炬，在党的光辉旗帜下，步履坚定地奋勇向前。

         附录：　　铜川矿务局第一任局长白占玉生平事迹

　　白占玉生于1911年6月，陕西子长县李家岔镇黄草湾村人，这位从陕北黄土高原走出的老革命家，历经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洗礼，建国后又躬身投身煤炭工业建设，以伤残之躯为铜川矿务局的创立与发展奠定根基，更见证了西北煤炭事业的崛起历程。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用实干与坚守书写了一段令人敬仰的人生篇章，以下是其详细生平事迹。

　　早年革命：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

　　1927年，年仅16岁的白占玉正值青春年少，却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时代背景下，毅然投身革命洪流。彼时的陕北地区，封建势力与反动政权相互勾结，苛捐杂税让百姓不堪重负。白占玉在家乡周边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斗争，他走村串户动员乡亲，秘密联络进步力量，在群众中播下反抗压迫的革命火种。同时，他还承担起秘密传递情报的重任，在敌占区与革命根据地之间穿梭往来，多次在敌人的严密巡查中化险为夷，凭借机智与勇敢完成了诸多危险的联络任务。

　　1928年是白占玉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自此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他的革命活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却从未有过丝毫退缩。1934年10月，革命形势逐渐向好，根据地建设逐步推进，白占玉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群众威望，被任命为安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此后又历任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政府主席团巡视员。在任职期间，他全力推进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系，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还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让红色思想在陕北大地广泛传播，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白占玉并未奔赴前线战场，而是根据组织安排，投身于后方民政与统战工作，此时他已在革命斗争中腿部负伤致残，但伤残并未阻挡他的工作热情。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厅科员、中央内务部科员等职，专注于保障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协调各阶层关系，为前线将士筑牢后方防线。在绥德地委统战部横山工作组组长任上，他深入民族地区和统战一线，耐心细致地做各方思想工作，化解矛盾分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为边区的稳定与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白占玉的工作重心转向优抚与安置领域。他出任陕甘宁边区荣誉军人教养院院长期间，用心照料负伤的革命军人，不仅为他们医治身体创伤，更注重心理疏导与思想引导，鼓励伤残军人重拾生活信心。随后，他又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方处理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战火纷飞中统筹协调伤员救治、烈士善后以及群众安置等工作。彼时前线战事吃紧，物资极度匮乏，白占玉带头勤俭节约，想尽办法筹措物资，确保优抚工作有序开展，用责任与温情守护着革命队伍的后方，让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

　　转行煤炭：临危受命开拓荒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急需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1952年，白占玉随部队进驻西安后，进入西北局党校学习，1953年毕业后原本被分配到宝鸡参与国防工业建设，一次偶然的相遇却改写了他的职业轨迹。他在赴任途中偶遇老战友渭南军分区司令员于占彪，于占彪深知煤炭工业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也赏识白占玉的实干精神，力劝他转而投身煤炭事业。在老战友的诚挚劝说和组织协调下，白占玉最终改变行程，从此与煤炭工业结下了三十余年的不解之缘。

　　1953年7月1日，西北煤炭管理局下发文件，决定将同官、新泰、新建三个矿合并为铜川煤矿，白占玉被正式任命为矿长；同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铜川矿区委员会，他又兼任矿区党委书记。彼时的铜川，远非如今的工业重镇，而是一片荒凉的山沟，人烟稀少，山坡上仅有几处破旧窑洞和房屋，基础设施极度匮乏。白占玉带着家人从西安迁至铜川后，全家住在五里铺北工房半山腰的小房子里，睡的是土炕，没有电灯，他的办公地点也只是山坡下临时搭建的几座工棚。不仅如此，这里还面临着诸多安全隐患，国民党残余特务时常搞破坏活动，每到夜晚，周边甚至能看到特务发出的信号弹，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极为恶劣。

　　面对这样的困境，白占玉没有丝毫抱怨。他首先着手推进私营小煤矿的公私合营改造，同时开展镇反、肃反工作，一边稳定矿区秩序，一边整合煤炭生产资源。为解决办公场所简陋的问题，他亲自设计、指挥建设，在五里铺半山坡上盖起了铜川矿区第一座窑洞式三层办公楼，这座办公楼在当时成为矿区最显眼的建筑，不仅解决了办公难题，更给建设者们带来了信心。他还积极推动电厂建设，因为他深知电力是煤炭生产和矿区发展的基础，在他的统筹协调下，矿区电力建设逐步推进，为后续生产发展埋下伏笔。

　　在矿区建设初期，白占玉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深夜才休息，腿部的旧伤经常疼痛难忍，只能依靠老伴为他按摩、换洗包脚布缓解不适，可即便如此，第二天他依旧提前抵达工作现场安排任务。他从不摆局长的架子，经常深入井下检查安全工作，与矿工们促膝长谈。矿工们的生产难题、生活困难，他都一一记在小本子上，现场能解决的绝不拖延，需要多方协调的就积极奔走对接。对于煤炭生产技术，他起初是十足的门外汉，于是便主动拜技术人员为师，虚心向矿工请教，本子上除了记录矿工的问题，还密密麻麻写满了需要学习的技术知识点，凭借这份勤学善问，他迅速从外行成长为煤炭行业的管理能手。

　　1955年11月1日，铜川矿务局正式成立，白占玉出任首任局长，而他的任命书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这份沉甸甸的任命书如今复印件仍陈列在铜煤文化展览馆内，见证着这一重要时刻。矿务局成立后，事务愈发繁杂，除了保障现有煤矿生产，新建矿井的筹备工作也提上日程。桃园、三里洞、王石凹等矿井相继进入筹建阶段，其中王石凹煤矿作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更是重中之重。为做好建设工作，白占玉带领苏联专家走遍渭北煤田，白天实地勘察地形，晚上研究图纸，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就随时向专家请教，很快便掌握了矿井建设的核心要领，为后续王石凹煤矿的顺利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身兼数职：双线发力共促发展

　　1958年5月，白占玉迎来新的职责，他兼任铜川市市长，此时的他既要掌舵铜川矿务局的煤炭生产，又要统筹铜川市的城市建设，双线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依旧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事务。当时的铜川，城市功能极度不完善，矿区与城区相互依存，城市建设必须围绕矿区发展展开。白占玉秉持“生产与生活并重”的理念，在推动煤炭产量提升的同时，着力完善矿区周边的配套设施。

　　在他的推动下，铜川矿区陆续建起了支架厂、机电修配厂等配套工业设施，解决了煤炭生产中设备维修、配件供应的难题，减少了对外依赖，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职工医院、技工学校、中小学等民生与教育设施也逐步落成。铜川煤矿技工学校的建立，为矿区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了“生产带培训、培训促生产”的良性循环；职工医院则解决了矿工及家属看病难的问题，让大家能够安心工作。此外，铜川工人文化宫也顺利建成，成为职工群众的文化活动阵地，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了矿区的向心力。

　　这一时期，白占玉还带领干部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激发大家的生产热情。在他的引领下，矿区上下形成了艰苦奋斗、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他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待干部职工一视同仁，关心每一位矿工的冷暖。有矿工家庭遇到生活困难，他总会主动过问并协调解决；有技术骨干提出合理化建议，他也会认真倾听并积极采纳。他的平易近人与务实作风，让他深受矿区职工和市民的爱戴与拥护。

　　1958年11月，白占玉不再兼任铜川市市长，但他依旧聚焦煤炭生产与矿务局发展，持续推动矿区产能提升与技术革新。在他的带领下，铜川矿务局逐步摆脱了初创时期的简陋面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煤炭产量稳步增长，成为西北煤炭工业的重要支柱。而他在任职期间积累的“政企协同、民生优先”的建设理念，也为后续铜川市与铜川矿务局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转战多地：深耕行业续写担当

　　离开铜川矿务局主要领导岗位后，白占玉的工作重心转向更广阔的西北煤炭工业统筹领域。他先后担任西北煤管局副局长，陕西省煤炭局局长、副局长等职，视角从单一矿区拓展到区域煤炭产业规划。在这些岗位上，他结合铜川矿务局的建设经验，推动西北各地煤炭资源整合，规范煤矿生产标准，注重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彼时西北煤炭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落后、产能分散的问题，白占玉牵头组织技术交流活动，推广铜川矿区的先进管理模式与生产经验，助力众多中小型煤矿提升生产效率与安全水平。

　　随后，他出任中共中央监委驻煤炭工业部监察员，秉持原则、秉公办事，在煤炭行业的纪检监察工作中，严格规范干部行为，保障煤炭工业各项政策的落实。期间，他深入各地煤矿企业调研，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既维护了纪律的严肃性，又注重保护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风气。之后，他还担任过西安煤矿机械厂党委书记、陕西省燃料化学工业局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无论身处哪个岗位，他都始终保持着务实肯干的作风。在西安煤矿机械厂任职时，他深入车间了解生产情况，倾听工人与技术人员的诉求，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产能提升，为煤炭工业提供了可靠的设备保障。

　　在长期的工作中，白占玉的政治素养与工作能力得到广泛认可。他于1954年、1960年分别当选为中共陕西省第一届、第二届党代表，1958年、1977年又先后当选为陕西省第二届、第五届人大代表。在参与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工作时，他积极为煤炭行业发声，结合基层实践提出诸多关于煤炭产业发展、职工权益保障的建议，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主义，所提的每一条建议都源于对行业的深刻洞察和对职工的深厚感情。

　　1983年，72岁的白占玉正式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待遇。即便退居二线，他依旧心系煤炭生产建设，经常不顾年迈和身体不便，深入基层矿区调研。他会与一线干部职工交流，了解企业发展难题，主动出谋划策；看到煤炭行业的新发展、新变化，他也会倍感欣慰，并鼓励年轻一代传承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始终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关注着煤炭行业的转型升级，用自己的方式持续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白占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从少年投身革命到晚年心系行业，他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他在铜川矿务局初创时期留下的实干精神、亲民作风，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铜煤人，更成为西北煤炭行业的精神财富。这位从陕北走出的老革命家、煤炭事业的开拓者，虽已远去，但他的事迹与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作者：白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