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的过渡地带，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群山之间，一座沉睡了四千余年的石构古城静静矗立。它以巨石为骨、黄土为基，在岁月的侵蚀中留下了斑驳痕迹，却依然难掩当年的恢弘气象。这就是石峁遗址，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一处被称作“中国文明的前夜”的考古圣地。从四千多年前的王朝都城到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员，石峁遗址的前世今生，藏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的密码，也书写着考古工作者与时间对话的执着。

　　石峁的“前世”，始于龙山晚期的风云变幻，是上古先民智慧与力量的结晶。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支先民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土地上开始了宏大的营建工程，历经数百年，最终构筑起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的三重石构城址体系，总面积超过425万平方米，城内建筑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在当时的东亚地区堪称罕见。“峁”在当地方言中意为“山丘”，石峁之名，既贴合其依山而建的地貌特征，也精准概括了这座古城以石为材的建筑特色。

　　作为古城的核心，皇城台的营建堪称史前建筑史上的奇迹。它初建于公元前2200年至1900年之间，整体呈底大顶小的覆斗状“金字塔”结构，四面由坚固的石墙包砌，顶部面积达8万平方米，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皇城台不仅是军事防御的核心，更是权力与礼制的象征。考古发现显示，这里设置了瓮城、墩台、门塾、水池等完善的设施，出入道路私密性极强，外侧的长方形广场及两侧伸出的长墙可能承担着重要的礼制功能，为后世都城正门的布局结构奠定了基础。在皇城台的发掘中，大量精美的玉器、石雕、壁画等遗物集中出土，印证了这里曾是贵族聚居的核心区域。

　　内城与外城的营建则展现了石峁古城的防御智慧与发展脉络。内城修建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之间，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城垣大体呈东北—西南方向依山而筑，现存长5700米，宽约2.5米，将皇城台环绕其间。内城现存六十余段城垣和4座城门台，城墙上虽不成系统地分布着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但已初步形成了有效的防御体系。外城则修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是在内城东南墙体的基础上向东南扩筑弧形城墙而成，占地190万平方米，现长4200米，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与内城相比，外城的城防设施更为系统，马面、角台等分布规整，其中外城东门的设计尤为精巧。这座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地势最高处，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朝向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向，既体现了先民的天文历法认知，也彰显了其军事防御的考量——多重瓮城结构可有效阻滞敌军进攻，是早期城防建筑的经典范例。此外，古城外还分布着数座人工修建的“哨所”类建筑，与城内防御体系形成呼应，构成了严密的安防网络。

　　四千多年前的石峁，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文化繁荣、贸易发达的区域中心。考古出土的遗物，为我们勾勒出当时先民的生活图景与精神世界。石峁是河套地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影响最广泛的遗址，出土的玉器包括玉铲、玉璜、玉刀、玉钺、玉环等，其中牙璋数量最多，而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人头像更是价值连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一以人为雕刻对象的玉器。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玉器被埋在墙体内，考古专家推测，在东亚先民的观念中，玉具有驱邪避鬼的作用，将玉器嵌入墙体，既是为居住者构建精神屏障，也寄托了抵御外敌与自然灾害的愿望。除了玉器，形态各异的陶器如双錾鬲、宽裆鬲、圜底瓮等，不仅是实用的生活器具，其独特的器型也成为研究当时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本。更令人惊叹的是，遗址中发现的20多个特征鲜明的石雕，为探讨华夏民族的融合历史、族源族属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鸵鸟蛋，则暗示着石峁可能与遥远的西域存在贸易往来，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陕北地区。

　　然而，这座辉煌的古城却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突然衰落并被废弃，关于其衰落的原因，史书并无记载，考古学家只能通过遗存进行推测。气候突变说认为，石峁衰落前气候温暖湿润，后来的干燥寒冷气候可能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导致文明衰退，但贵族墓葬中鸵鸟蛋的来源存在争议，这一假说仍需进一步考证。战争说则得到了更多考古发现的支撑，遗址中发现的集中埋葬人头骨遗迹，暗示着这里可能发生过惨烈的战争。有学者结合《史记》中夏启与有扈氏之战的记载，推测石峁可能因部族冲突而消亡；而当地流传的姊妹城金钟误鸣的民间故事，也为这座古城的突然废弃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妹妹多次敲响金钟取乐，耗尽了姐姐的信任，当真正的战乱来临，钟声再无回应，最终城破人亡，石峁沦为废城。无论真相如何，石峁的辉煌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沉寂，只留下残破的石墙，在风雨中默默诉说着过往。

　　石峁的“今生”，始于近一个世纪前的偶然发现，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探索中逐渐重见天日。石峁遗址的闻名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当时大量来自石峁的玉器流散于海内外文博机构，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实，早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延绥镇志》就曾将石峁遗址推断为唐代的幽陵都督府遗址，此后清代的《延绥镇志》《榆林府志》等均沿用这一说法，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误判才被纠正。1958年4—5月，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员孙江、黄发钟等人在石峁遗址进行调查，首次提出该遗址包括“三套城”，属龙山文化时期石城，并将其命名为“石峁山遗址”，相关档案资料被存放在神木市档案馆，直至2015年编纂《高家堡镇志》时才被重新发现。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部戴应新在高家堡公社开展考古调查，至1979年先后4次征集到大量玉器、陶器等重要遗物。他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首次对石峁遗址的年代和性质进行考订，提出126件玉器均属于龙山文化遗物，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1981年8月，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发现了房屋遗址、石棺葬、瓮葬等遗迹，初步明确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但关于遗址规模、性质等核心问题仍未解决。此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多次对遗址进行调查，收集到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考古学家吕智荣根据石器特征推断，石峁先民的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辅以牧猎经济；2009年，考古学家罗宏才发现的20多个石雕，进一步丰富了石峁文化的内涵。

　　2011年，石峁遗址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成的石峁考古队，运用数字化技术对遗址残存城墙走向进行测绘，并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收集遗物，首次明确了“皇城台”、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垣结构，确认石峁是一座罕见的大型石头城。2012年至2019年，考古队对外城东门址、皇城台等重点区域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示出外城东门复杂的建筑结构，出土了玉铲、玉璜、壁画、石雕等大量重要遗物，精准判定其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这一系列发掘成果让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之名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并跻身“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之列。2020年，美国考古学会在其期刊《考古》中，将石峁遗址评选为过去10年间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使其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如今的石峁，不仅是考古研究的热点，更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典范。2006年，石峁遗址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四五”时期大遗址；2022年，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2025年，石峁遗址成功入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正式拿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入场券”，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全新征程。为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神木市委市政府及文物工作者投入了大量力量，编制完成《石峁遗址“三防”体系建设方案》《监测管理预警平台建设方案》，并将相关项目列入2025年投资计划；《石峁遗址内城城墙保护项目》《皇城台保护性设施项目》等多个保护项目已获文物部门批准立项。同时，石峁遗址管理处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实施围栏保护，设置气象和风力监测设备，实行日巡查、日记录、日报告、日处置的工作机制，全面夯实文物保护基础。

　　在保护的基础上，石峁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在不断推进。考古工作者通过整理发掘资料、举办学术研讨、出版研究专著等方式，持续深化对石峁文化的研究，逐步揭开其作为早期王权国家代表、中国北方中心的历史面纱。文化旅游区的建设则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走近石峁，触摸四千年前的文明印记。通过遗址展示、文物陈列、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石峁遗址所承载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特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认同。

　　从四千年前的恢弘都城到如今的文化地标，石峁遗址的前世今生，是一部文明兴衰与重生的史诗。它见证了上古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承载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也记录着考古工作者的坚守与探索。如今，石峁正以申遗为契机，朝着打造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金名片”和“重要窗口”迈进。当风吹过残破的石墙，仿佛仍能听见远古的钟声与先民的低语，而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持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