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家是山东省龙口市芦头镇官道后栾村，我的姥爷姓孟名昭经(1888一1969)是个十分质朴的农民，是个种地好手，同时也是当地有的织磨面罗的高手，人称“张罗老孟。″

　　姥爷自幼丧母，和父亲孟广有一起生活，家有小房三间，薄田二亩，爷俩靠种地，给人家打短工谋生，农闲时孟广有会做面罗和织罗底的手艺，搅点这方面的生意，生活还能勉强度日。

　　由于家里没有女人持家，家也不像个家样，于是姥爷12岁(实为十一周岁)时，娶了箥簸栾家16岁的姑娘栾氏为妻，在哪个年代16岁就是一个大人了，我姥娘进了孟家的门，做饭也及时了，衣服也有人缝补洗涤了，家里也收拾干净了，孟家也象个家的样子了。

　　一个12岁的男孩，娶了亲，顿时自己也觉得长大了，于是姥爷更加勤奋了，尤其是跟父亲学会了张罗的手艺，白天跟着父亲下地劳作，到处给人家打短工，晚上就在油灯下用马尾织罗底，制作面罗，渐渐的能自己独立操作织罗底的织机了，能独立做面罗了，逐步的能顶立门户过日子了。

　　姥爷十六岁时生了我大姨姨孟宪芳(1904~1994年)，紧接着生了我二姨姨孟宪英(1906~约1997年)，三姨姨(1908~约1999年)，大舅舅孟宪儒(1912~1940年)，二舅舅孟宪傅(1914~1954年)，三舅舅孟宪伋(1916~1998年)，我的母亲孟宪荣(又名孟淑荣1918~2000年)，四舅舅孟宪伦(1921~1997年)，五舅舅孟宪信(1923~2014年)，六舅舅孟宪仕(1925~2011年)。男女共十个孩子。

　　孩子越多负担越重，生活重担压得姥爷不得不拼命的劳作。在给人家打短工时，自己年轻力壮雇主愿用，但我的老姥爷年老体弱，体力不支，雇主不愿用，但又恋着姥爷是把干农活的好手，无论是耕耕耧耧打理庄稼都出类拔萃，不得不用，只得雇用时连其父一起带上。在具体干活时，姥爷总是和父亲一起并肩而作，随时帮扶着，例如在锄地时，时不时的代父亲锄几锄，这样干完活，才能得到同样的两份工钱。

　　1923年，我的老姥爷在劳动中患急病突然去世，时年六十岁。姥爷没有了父亲的呵护和辅助，生活的担子更重了。压力就是动力，他不得不更加勤奋了，农忙季节，他干脆吃住在地里，几天几夜不回家，晚上困了打个盹，接着再干。他拼命的织罗底，做面罗赚钱养家糊口，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用他的话说:“大饼子咸菜吃饱就是好饭。”他养活孩子的标准，就是一个孩子要长大成人，吃的大饼子可以垒起一堵山墙。但是姥爷非常重视传统风俗，过年过节一定要按风俗改善生活的，例如五月端午吃粽子，夏至吃面条，八月十五吃月饼，都按时把节一样不少。听我母亲讲，每年春季，鲜鱼上市，总是炖上一大锅，全家老少可量吃一顿。他说:“过了一年季，让孩子们有个盼头，有个想头。″

　　姥爷对孩子们的要求特别严格。我母亲常说，她和哥哥弟弟们从六岁就开始为姥爷织罗底理顺马尾，排放整齐，姥爷织罗底时拿着顺手，提高工作效率。我的舅舅们七八岁只要能拎起粪筐时，放学后必须沿街拾粪。正月初一，舅舅们只许玩一上午，下午就得拾粪，六、七岁就得下地帮忙劳动。用姥爷的话说:“干多干少不在乎，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知道，要想吃大饼子，想要吃饱饭，就得干活，让孩子知道大饼子来的多么不容易。"所以我母亲姐弟个个都是干活的好手，没有一个懒惰的。姥爷不是教育家，但他比某些所谓的教育家专家，更懂得教育孩子。

　　姥爷有个最大的特点，很重视教育，他自己只读过几年私塾，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据我母亲说，姥爷曾经说过:“三辈不念书，不如一窝猪。"因此他非常重视孩子们的读书，我的六个舅舅都念了六年书，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最高的学历了，六年毕业后，个个都能认文断字能写会算了。姥爷就征求儿子个人的意见，一是投靠亲友闯关东，去学生意做买卖，二是留在老家种地。我大舅舅宪儒，二舅舅宪傅，四舅舅宪伦，五舅舅宪信都自己选择到佳木斯学了会计，给私人买卖商号当了账房先生，成了名副其实的会计师，都终生从事会计的职业。其中我四舅舅宪伦在日寇投降后，积极参入我军接管佳木斯市，成了佳木斯市培养新中国财会人员的首个教师，人称佳木斯市财会人员的祖师爷，入了党，后来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农机局的副局长，成了县级离休干部，我五舅舅后来回家后，一直在乡村从事财会工作，只有我三舅舅宪伋和六舅舅宪仕选择了留在家里种地。至于我母亲姐妹四人，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都没念书，但从小都学会了一手好女红，姥爷从小就教育她们要遵守社会道德，孝敬公婆相夫教子。

　　姥爷由于张罗的技术好，制造的面罗质量好，为人热情，对客户真诚地服务，在制造面罗的业界里独拔一筹，赢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被广大用户所认可，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总有干不完的活。好多客顾跑几十里路来找老孟张罗，所以他的收入越来越高，除了买了几亩地多产粮保证全家人吃饭外，35岁哪年姥爷把原来的三间小房拆掉，在自家的草园里盖起了一栋大的三间新房，并配置了东厢房带过道。随着我的舅舅们长大成人，姥爷又陆续盖了三栋新房，买了一栋房子。这样我六个舅舅，有了五栋房子，全都按时娶了亲。这时我的姥爷在周围村庄享有一定的美誉。姥爷对穷苦人很同情，对乡邻很热情，谁家有喜事，都要与姥爷商议仪程，操心婚礼的事总少不了我姥爷的身影，谁家有白事，姥爷总是跑在前头义务帮忙，谁家有难事，他总是倾力相助，或慷慨解囊。每到年底，几乎总有人家找上门来卖地或者卖小草园。姥爷所买的地总是边边角角不成片，只有几分几厘不连片，不值得耕种，买的小草园大都是又小又窄，不成样子，姥爷总是来者不拒，按照市价收买，向来不压价。有人不解的问他:“你买这样的地和小草园图什么？”姥爷总是笑着回答:“权当帮忙，如果没遇到过不去的坎，谁愿意卖园卖地，他不是等钱用么，别说还有园有地卖给咱，就是他什么也没有，向咱借钱，咱能不借吗？人吗，居家过日子，谁没有个遇到难处的时候，能帮上就帮一把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大舅舅孟宪儒，十六岁下学后，到东北学生意，给一家商号当账房先生，工作认真，忠于职守，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结核病，当时称为肺痨，无药可治，从东北回家后，多方医治无疗效，在1940年28岁时去世，我的大妗母着急上火，也在这年冬天患严重感冒去世，撇下一个三岁的女儿，我姥爷和五个舅舅把她抚养成人，于1958年嫁给了本村一个王姓小伙，后来随夫去了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了。祸不单行，1944年我勤劳一生，把全部心血都付给了孟家的姥娘，患了尿毒症，姥爷不惜一切代价，到处请医抓药，甚至把医生请到家里，看着医治，我的舅舅妗母们熬药喂药竭尽全力救治，终究无力回天，年仅60岁就去世了，这年我姥爷才56岁。

　　我姥爷治家非常严格，沿袭着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在家里说一不二，就连我姥娘也惧怕他三分。我母亲回忆说，我姥爷教育孩子有自己的一套做法，首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经常用礼义廉耻的传统思想来约来孩子们，教育孩子们作人只有秉持仁义礼智信才能在世上立住脚。其次要爱国要孝敬长辈，不要惹事生非，要学会自强不息，在困难面前要看到光明，要勇于克服困难，在绝路面前找到生路，最后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孩子们做了好事不轻已表扬，让孩子知道，不要自满不能骄傲。如果那个孩子不听话或闯了祸，教育不改，轻着喝斥，重着棍棒相加。真是应了哪句古话，棍棒底下出孝子，我的母亲兄妹10人个个都很孝顺，安分守己向来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据理而争，达到明辨事非的目的。姥爷家很传统，直到一九四六年，我六舅舅结婚时，我五个舅舅五个妗母一直没分家，并且当时我的二舅舅四舅舅五舅舅都独身在佳木斯当帐房先生(当时在佳木斯是享有盛誉的孟氏三兄弟)，妻子都在家里，这三个妗母和各家的孩子，加上三舅舅全家和六舅舅全家都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五个儿媳共处一家，在没有婆婆的管辖的情况下，一直相处的很好，根本原因是孟家传承着着传统的良好的家风，并且有我姥爷正气的权威笼罩着，大的事情都由我姥爷亲自决定，儿媳们具体执行，姥爷还不定时的抽查着落实情况，没有一个儿媳敢越雷池一步，时间长了养成了习惯，也就没人惹事生非了，当时在十疃八庄是令人羡慕的和睦大家庭。

　　1946年，黄县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姥爷家五个儿子没分家，看起来家大业大，房子多土地多，有个别人就提议斗争我姥爷，要分姥爷家的房子和土地，可是绝大部分贫雇农都不同意，理由是我姥爷对待乡亲们向来不是亲富嫌贫，更没有欺压过穷乡邻，相反还经常接济贫困人家，也没有雇长工，全家老小都参加劳动，也没有剥削人，并且五个儿子一分家，每家都成了普通人家了，最后商定，让姥爷自动献出了一头骡子两口箱于了事，定了个中农。从这里可以看出，姥爷人缘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为富不仁，横行乡里，乡亲们满肚子怒火，早就群起而攻之了，分了全部财产，划成地主富农也不为过。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了，姥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毅然决然的把我六舅舅送到了支前的队伍里，参加了担架队，在我六舅舅参加担架队时，我六六舅舅的大儿子出生了，我姥爷给这个孙子取了个乳名“根深”，暗含着，我六舅舅一旦在战场上出了意外，已经有了后代了，而且根扎的很深，孩子已经会长大成人，让我六舅舅放心。这说明我姥爷已经有了六儿子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了。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庆幸的是我六舅舅胜利地完成了抬担架的任务，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并且还受到了表扬立了功，拿到了陈毅司令员亲自签发的证书。可见姥爷这个普通的农民，在大事大非面前还是有家国情怀的。

　　1949年随着我六舅舅从担架队回来了，我五舅舅也从东北回家了，姥爷才给我的舅舅们分了家，五个儿子一家一栋房子。(当时我的二舅舅和四舅舅仍在佳木斯)。分了家后我姥爷在我三舅舅、五舅舅和六舅舅三家轮流吃饭。我的舅舅和妗母们都对我姥爷很孝顺。那个年代生活都比较艰苦，细粮很少，但从姥爷轮饭开始直到他去世二十年来，我姥爷每顿都是单独做的馒头或面条等，还数着日子给他单独用泥碗子蒸点葱花肉当下饭菜，如果赶上过节令需要改善生活，没轮着管饭的舅舅家总是在管姥爷饭时提前过节，或等姥爷轮过来在过节，总之有好饭要等我姥爷来了在做着吃。街坊邻居戏称我姥爷一年要过三个端午节三个中秋节。特别是我五妗母表现尤为突出，因为我姥爷常年住在老住宅我五舅舅家的东间，我五妗母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姥爷打出两个荷包鸡蛋，然后再做全家的早饭，那个年代都是烧大锅做饭，每天早晨做两锅饭很麻烦的，但是我五妗母早成了习惯，姥爷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喝荷包鸡蛋，也成了习惯，二十年从不间断。

　　1954年，我在佳木斯当会计的二舅舅由于工作认真，经常熬夜对账，不幸得也得肺结核，虽经多方诊治，还是病逝了，年仅40岁。我的二妗母住了一年后也带着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改嫁了，随后夫去了黑龙江省七台河了。

　　姥爷老年丧子，悲从心起，但他还是挺了过来，他还在织罗底张罗，他把流血心都织在罗底里。姥爷一直到七十多岁仍坚持织罗底和张罗，当时黄县每逢夏历单日子赶集，他老人家逢集必赶，他从官道后栾到黄城集，一天一个步行往返30里路，他的摊位，就在花木兰商店东北门的门外，生意一直很好，很多老顾客总要等到老孟赶集，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路程来找“张罗老孟”买张新罗，来换罗底或者修补罗底，这些老顾客觉得用老孟的罗放心，质量靠得住。1964年黄县雨水多，从官道后栾到黄县城必须过殷家后店的河，当时这条河没有桥，必须涉水而过。这年秋后河水仍然较深，并且很凉，姥爷当时必竟七十六岁了，在一次过河时，让冰凉的河水把腿激坏了，经常腿疼，步行赶黄城集就困难了，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叫孙子用独轮小车推着接送去黄城赶集，他说，如果不去，那些老顾客找不着我会失望的，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不能让老朋友找不着我，赶黄城集是他的精神寄托。记得1964年放麦假，我当时九周岁，从我家唐家泊村步行到姥爷家本着姥爷去赶黄城集，事实是想让姥爷领着我，去黄城东关降水河西岸，父亲工作的黄县土产经理部找我父亲，碰巧那天姥爷有事不去赶黄城集了。我就自己步行十多里路到了父亲处，父亲的同事都很吃惊，一个九岁的孩子，敢自己走十多里路独来独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公路(现在的牟黄公路)上，根本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很少见，更没听说过有人贩子捉小孩，路上很安全。

　　姥爷赶黄城集20多年，我父亲在黄城工作，多次邀请他吃饭，他都不去，记得我小时候放假时，经常到父亲处小住，有一次黄城赶集，父亲领着我去找我姥爷，想一起吃顿午饭，我姥爷好说歹说就是不去，只好作罢。多少年后，父亲回想到，20多年，只有一次让我父亲给他买了碗面条吃，这是实在不能抹了女婿的面子，让女婿尽了一次孝。父亲说，我姥爷可能想到当年吃的粮食是有定量的，不能自己去吃了，让女婿挨饿，再就是不想麻烦女婿。我姥爷就是这么一个人，一辈子别人麻烦他帮别人的忙行，他始终不肯麻烦别人。

　　我姥爷对我们孙辈是很爱的，记得我小时候去姥爷家，姥爷总是笑瞇瞇地招呼我，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总是领着我给本族的三姥爷孟昭贵拜年，每年姥爷给我一元钱的压岁钱，当时的一元人民币是红色的票子，这一元钱能起很大的作用，当时一年的学费2.4元，并且分上学期，下学期两次缴纳，每次缴1.2元。至于姥爷给他的亲孙辈的压岁钱更有趣了。过年的正月初一天不亮，三家的孙辈十几个人排着队去问:“爷爷过年好！″在昏暗的煤油下，孙辈们排着队一人一元钱，后来姥爷年龄越来越大了，眼睛也有些迷蒙了，有些调皮的小孙子，排着队领完钱后，又到后面去排队再领一份，本来十几个孙辈准备的一元钞票正好，怎么发着发着就不够了，只好再拿出几份来。

　　我姥爷七十九岁以后，逐渐的黄城集也不能去赶了，我的舅舅们非常孝顺，姥爷不能坐小推车赶黄城集了，但要坐小推车的感觉，于是我的几个表哥，每逢赶集的日子，就用小推车推着我姥爷满街转，或者在自己院子里转，总之只要老人高兴，舅舅妗母们和孙辈都会满足要求的。后来有些老年痴呆了，有时漫无目标的满街走，为了姥爷的安全，轮到谁家，都会有人跟着看护着。我姥爷的四个姑娘，除了我三姨姨年轻时，我三姨夫闯关东好几年无音信，我三姨姨一直住在娘家等着，终于有一天，我三姨夫回来，领着我三姨姨去了东北，开始还有音信，后来因孩子多，生活困难，又断了音信，有点消息也是道听途说。这三个都很孝顺，我大姨和我母亲，只要家里过节令做了好饭，都要送一份给我姥爷，除了年节，还经常回家看望姥爷，捎点好吃的给姥爷。我在哈尔滨的二姨姨1968年春节62岁时，专门回来住了半年多，伺候我姥爷，直到现在我二姨姨在我六舅舅炕上，喂我姥爷吃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姥爷虽然糊涂了，但有传统观念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我父亲有一次去看他，姥爷正在街上走着，看见女婿来了，赶快领回了家，一边吃着女婿捎来的蛋糕，一边吩咐我五妗母快打荷包鸡蛋招待女婿，虽然痴呆了，还没忘记黄县的老规矩，女婿是贵客，进门喝鸡蛋水。我姥爷的姥娘家是殷家前店，在官道后栾东约二里地，在姥爷八十岁那年正月初二，虽然糊涂了，还想起要给九十多岁的小妗母去拜年，寒天冻地姥爷不顾一切向殷家前店走去，我五妗母怕摔着他，在后面喊他叫他回来，姥爷这时又犯糊涂，边扔石头打我五妗母，边对我五妗母说:“大姐你回去吧，我要去给妗母拜年。”说着一块小石头摔到了我五妗母头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糊涂的给自己儿媳妇叫大姐，但还想着给自己的妗母拜年。可见尊敬长辈给长辈拜年，在他脑子里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姥爷一生勤俭持家，干了一辈活，受了一辈苦。一心一意只为家，一门心思为儿女。终于在1969年2月6日(夏历戊申年腊月二十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走向了人生的终点，终年82岁。

　　姥爷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他七十多岁，操纵织机织罗底的情景永远活在我们子孙后代的心里，我永远怀念他。

作者：山东龙口作家协会 王常悦

编 辑：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