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梁当街上有个“新华书店”，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去光顾，印象也比较深。新华书店就如一位沉默的守望者，历经岁月风霜，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文化脉动。它不仅是书籍的集散地，更是无数人精神栖息的港湾，承载着那一段厚重的记忆。

　　书店建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盖的时候场景我还记着。这个书店盖的不地道，好多人都说。盖的靠前，离街面过近。每到下雨的季节，大水顺沟都聚到街上滚滚流下，每次水都冲到台阶上面了。最早以前，书店门前没有打水泥，是土的，且很窄，一下雨，窗前聚一小水坑，人们只能靠墙根走着进书店。

　　那个时候，书店算是一个好的建筑了。门的上方是用水泥打底，然后刻出来的四个字，大家熟悉的“毛体”字——“新华书店”。进了书店，三面有柜台，摆着各种书籍，正面靠墙也有立式的书柜，里边插着书。上方经常挂着画，好遇到快过年的时候，进来的新画墙上会挂满，人们抬头好看选画。书店有一个后门，进去一拐就到住人休息的一个间房。住人房间与书店通着，有人进来买东西，人就从住人间出来。

　　过去的新华书店，都是一个模式。四个大字是毛体字，确实是“汪洋恣肆，跌宕起伏，神采四溢”，过目难忘。后来才知道，毛主席为“新华书店”四字的题写，还有一段故事。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问世，在封面的地址处，写有“陕西延安县新华书局”，同年10月的二十一期发行，易名为“新华书店”，其深刻意思为“新中华”。毛主席还亲笔题写店招“新华书店”，距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距主席题写店招不久的1940年，新华书店易名为“新华书店总店”，并在山西兴县成立了第一个新华书店分店。这就是遍布全国“新华书店”前身。1950年始，“新华书店”总店直属文化部领导，由文化部出版局管理。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新华书店也难以正常运营，全国各新华书店除发行“毛选”外，其他业务基本处于停顿瘫痪状态，直到1973年才渐渐恢复正常经营。红土梁的新华书店具体哪一年盖起的，已经记不住了，它的产生也就是根据当时形势恢复全县书店正常经营以后的事了。

　　新华书店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走过了一段发挥作用的路程。最早的店员是一个上了一点年龄的店员，致于叫什么自始至终没有打听过。这个店员挺守规矩的，不出去乱窜，也不与人扎堆，只是天天守着店。在红土梁，也算上是一个老熟人了。他一直干到退休。在我的记忆中，从我到书店买的第一本小人书开始，店员就是他常年累月的一个人守摊。

　　平时来新华书店的人并不多，一是大多数家庭还没有这个闲钱来买书，书中有没有“黄金屋或颜如玉”都不确定，二是店内一片红海洋，除了浩然的“金光大道”，鲁迅的《呐喊》，《彷徨》和其他杂文集外，好像就是地理类的书籍和挂图多一些，再也没有什么书籍给我留下印象了。新华书店真正走入我们的寻常人常，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应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我记忆中，当时为了买解禁的外国小说，如“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双城记”等，还有就是“伤痕文学”，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印象最深的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一直到后来的“高山下的花环”。

　　真正人多的时候是春节前买画画的时候。春节前夕迎来了最繁忙的时刻，平时概不去新华书店的女人们，都到新华书店选年画，只要是年画鲜艳好看的，都是她们的喜欢。店内三面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每张年画右下角都精心附上了一张小纸片，上面工整地写着编号，方便顾客挑选和结账。购买年画的过程凝聚了人情味与仪式感，成为那个时候生活中一件充满年味的事情。‌

　　书店还为学校定购课本。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有两次书店定购的课本来的迟，而我们去高一班的学生家里借旧书。待新课本来时，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几课了，并且到书店去亲自搬书。

　　老店员退休后，接替他的是年轻人杨彪。年轻人不如老店员能守店，老出来和同龄人相聚玩耍。刚一开始书店营业的还可以，没几年逐步走下坡跑，进书店的一天没两个人。听说书店要拆了，我趁早来了一趟书店。那天是阴天，黑暗暗的天气，灰板板的书店，布满灰尘的书架上，旧书的味道在店中弥漫。书架上的书层层叠叠，像一个个古老的城堡，每一本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没几天，书店真的拆了，在红土梁矿区再也没有书店的影子了，街道也变得宽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