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通知是七月中旬发在支部群里的：“为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定于7月16日组织观看电影《四渡赤水》，欢迎党员带家属参加。”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在备注栏里填了“带儿子一名”。

　　儿子十岁，刚放暑假。他问我：“妈妈，什么是四渡赤水？”我说，去看电影就知道了。

　　七月的天热得像蒸笼。影城冷气开得足，三号厅里坐满了同事和他们的家属。我看见李姐带着她上初中的女儿，老张牵着刚上一年级的小孙子，后排几个年轻党员正在讨论还有没有别的红色影片在映。党群部范书记在门口负责签到，看见我儿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今天好好看，回去写篇读后感，让你妈妈给你辅导辅导。”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儿子把爆米花放在一边，身体微微前倾。银幕上出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接着是黑白的画面：青杠坡上炮火连天，冲锋号在群山间回荡。

　　这部电影比我预想的更沉重。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煽情的配乐，只有密集的枪声和战士们粗重的喘息。毛泽东在地图前沉默地吸烟，周恩来连夜起草电文，朱德冒雨巡视渡口——那些历史课本上的名字，在银幕上变成了有体温的人。当画面切到红军战士在浮桥上迎着子弹冲锋时，我听见后排传来轻微的抽泣声。

　　儿子靠过来，压低声音问：“妈妈，他们不怕死吗？”“怕，”我也压低声音，“但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你看那些战士，大多二十岁出头，和你表哥差不多大。他们冲上去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我死了没关系，只要后面的人能过去就行。”

　　他不说话了，把视线重新投向银幕。

　　四渡赤水的路线在屏幕上展开成一幅蜿蜒的蓝图。一渡，跳出包围圈；二渡，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三渡，佯装北渡引敌西移；四渡，秘密折返跳脱合围。三万人在三十万人的包围圈里来回穿插，像一条鱼在巨网中游弋，而网始终无法收拢。毛泽东后来评价这是他的“得意之笔”，但银幕上展现的每一笔都浸着血——那些在娄山关倒下的小战士，那些在茅台镇渡口再没站起来的身影，他们来不及知道自己的冲锋成就了什么。

　　坐在我们前排的退休党员赵叔，七十多岁了，鬓角全白。电影演到红军在茅台镇附近的渡口架设浮桥时，他忽然举起手机对着银幕拍了一张照片。屏幕的光映着他的侧脸，我看见他眼眶是湿的。

　　散场的时候，灯光亮起，影厅里安静得不像是刚看完一场战争片。没有人急着起身，都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赵叔转过头来，看见我儿子，笑了笑：“小家伙看懂了没有？”

　　儿子想了想：“看懂了。他们走来走去，是为了让敌人找不到他们。等敌人找不到了，他们就能去想去的地方了。”

　　赵叔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说得对！这就是兵法，也是人生——有时候迂回，是为了更好地抵达。”

　　走出影城，七月的阳光砸下来，白晃晃的。儿子眯着眼睛抬头看天，忽然问：“妈妈，你现在的‘新长征’是什么？”

　　我知道他指的是电影宣传海报上那句话——“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我指了指我们服务的小区方向：“妈妈的工作就是让那一万多户居民住得舒心、过得安心。听着琐碎，可每一件都和他们的日子连着。”

　　“那不是很小的事吗？”

　　“是啊，”我笑了笑，“但当年红军走到每一个村子，第一件事也是帮老乡挑水、扫地、看病。你觉得那是小事吗？”

　　他摇了摇头：“不是。那些老百姓后来都帮红军了。”

　　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还记得疫情那三年吗？最危险的时候，妈妈和叔叔阿姨们经常凌晨一两点接到电话就往小区赶。不管冬天夏天，我们穿着防护服在空地上拉好警戒线、摆好桌子，等居民们下楼排队做核酸。队伍从这头排到那头，有人裹着棉被下来，有人打着哈欠抱怨被吵醒了。有的居民为了多睡一会儿，硬拖到中午十二点才慢慢悠悠下来，那时我们已经在冷风或太阳底下站了快十个小时。可也有居民提着热水壶过来，给我们每个人倒一杯热水让暖暖冻僵的手；有人做完核酸，认认真真说一声‘谢谢，辛苦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一个凌晨三点多的小女孩，被妈妈牵着手做完核酸，她忽然站直了，恭恭敬敬地朝我们敬了一个少先队礼。那天晚上风很大，她的小手举得特别稳。”

　　儿子低下头，声音闷闷的：“我记得。你回来的时候脸上全是口罩勒出来的印子，手都是皱皱的。”

　　“那三年，妈妈和一整个分部的叔叔阿姨们就是这样守过来的。没人抱怨，没人退缩，就像当年红军守阵地一样——知道前面危险，但知道身后是老百姓，就不能退。”

　　正说着，头顶滚过一阵闷雷。我抬头看了看天，对儿子笑笑：“你看，雷声就是我们的命令。”儿子仰起脸：“什么命令？”

　　“每年的汛期，只要雷一响、雨一下，妈妈和叔叔阿姨们就得往雨里冲。检查排水口，疏通下水管道，扛沙袋堵住地下车库的入口。有一年半夜暴雨，小区积水快漫进地下室了，管道班的王叔二话不说跳进水里用手掏堵塞的杂物，手被划了好几道口子，一句没吭。保洁组的几个阿姨穿着雨衣推着抽水泵在车库里守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家家户户平安，没有一间地下室进水，没有一辆车被淹。大家换下湿透的衣服，谁也不提自己熬了多久。”

　　儿子安静地听着，眼睛亮亮的，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那场雨里，妈妈和叔叔阿姨们守到天亮，看着积水退下去、小区恢复平静，我突然觉得特别像电影里那些浮桥上的红军——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位置，但缺了谁，桥可能就塌了。王叔掏下水道，阿姨们守车库，妈妈负责调度物资、安抚居民，大家各守一块，才把整个小区护住了。”

　　他想了想，认真地说：“就像红军里有毛泽东、有朱德、有普通的战士，谁都不能少。”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牵起他的手：“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记住，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退缩，就是在为别人守着点什么。”

　　路上，他忽然说：“妈妈，下次你们支部搞活动，还能带我参加吗？”

　　我说：“好。”

　　他又说：“我想写一篇日记。”

　　我说：“你就写吧，写你看到的，想到的。”

　　晚上他在日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道：“今天和妈妈单位的叔叔阿姨们一起看了《四渡赤水》。红军渡了四次河才走出去，但他们从来不怕走弯路。我妈妈的工作也很普通，但她也在走她的‘新长征’。疫情的时候她凌晨出门给大家做核酸，有人拖到中午才下楼，可也有人送热水，还有个小女孩给她们敬礼；下雨的时候她和叔叔阿姨们冲出去通下水道，保护大家的家。她从来不说苦。赵爷爷说迂回是为了更好地抵达，我想，平凡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

　　我在他的日记下面写了一行字：“有些路，走过了才知道值得。有些电影，和孩子一起看才懂得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