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我人生的第一份“向往”，不是远方的大城市，也不是电影里灯红酒绿的世界，而是煤矿机关正中央那座闪亮的文化楼。

　　楼层不高，三层，红砖砌的墙，被岁月熏染成一种深沉的赭褐色，檐角的漆皮一块块剥落，露出底下更旧的颜色。在矿区的孩子眼里，她却是方圆几十里最气派的建筑。我们放学后总爱绕远路从它门前过，踮起脚，把鼻子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看里面穿梭的人影。那一盏盏亮到深夜的灯，暖融融的，橘黄色的光晕漫出来，洒在冬天的雪地上，像谁在冻土里埋了一捧又一捧会发光的种子。那时候我总觉得，那栋楼里藏着一个更宽阔的世界，我够不着，却一直心驰神往。

　　真正走进文化楼，是父亲带我去的。父亲是工区安监员，他一年到头忙，但每个周末的晚上，只要得空，他总要带我去文化楼。先去的是二楼的图书室。那屋子不大，木头书架靠墙密密排开，报纸用木夹子夹着，挂在斜面的报架上，一盏瓦数不高的日光灯嗡嗡响着，把书页照得发白。父亲在角落里坐下，戴上老花镜，从口袋里掏出他的钢笔和一个小本子，摊开一张报纸，一笔一画地抄写。我那时不懂，问他抄这些干什么。他头也不抬，只说：“人不能只挖一辈子煤，得有点别的东西撑着。”我趴在桌上看他，看他握着钢笔的手——那双手指节粗大，掌心的老茧在灯下泛着微光，指尖却异常稳，一笔一划，像在井下画巷道图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一笔一划里，是一个井下爬上来的汉子，在向一个更大的世界郑重地低头、认真地记取。

　　图书室里的书不多，却是我青少年时代最辽阔的边疆。我爱蹲在最里面的书架前，一本书一本本地翻。《红岩》《洪秀全英雄传》《铁道游击队》，还有几本残破的《故事会》，我反反复复地读。书页泛黄发脆，轻轻一碰就掉渣，可我总舍不得放下。有一回我读到一个写矿工的故事，写他们怎样在千米井下、在黑暗与瓦斯之间，把一车车煤推上地面，把光明送往千家万户。我抬头看窗外，远处的井架正对着暮色，天轮一圈圈地转。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漫过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原来我父亲，我那些邻居叔叔，那些每天一身黑、笑起来牙齿特白的汉子，就是书里写的那种人。文化楼的书，第一次让我看见了父辈身上那层平日看不见的、发着光的东西。

　　最热闹的时候，是在矿区俱乐部看电影的晚上。那时矿区还没有电影院，俱乐部兼着放映厅。天还没黑，孩子们就扛着小板凳去占座，吵闹声、椅子声、跑动声混成一片。放映机咔嗒咔嗒地转，一束光柱穿过烟雾与灰尘，投在幕布上，整个世界就静了下来。我记得有一回放的是战争片，演到关键时刻，满屋子矿工和家属都屏着气，忽然有人吼了一嗓子：“好样的！”随即满堂炸雷似的掌声。电影散场，人群潮水般涌出门，父亲牵着我的手走在最后。月光下，他问我看懂了什么，我说坏人一定会被打败。他笑了，笑声里带着井下人的那种闷闷的、厚实的回响：“对啊，好人攒着劲儿，邪的就压不住。”他这句话，后来我记了很多年，像一枚钉子，钉在我对世界最基本的判断上。

　　矿区离煤矿文化楼还有一隅，是属于父亲的“战场”——一楼那间挂了“支部活动室”牌子的屋子。每周的支部会、党员生活会，都在那里开。我有时坐在门口等，隔着门缝看里面。父亲坐在长桌一头，面前摊着笔记本，念文件，讲安全，讲纪律，讲廉洁。他讲得很慢，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落地有声。有一回散会，工区一个叔叔拉着他的手说：“老支书，你这账算得明白，跟着你干，心里踏实。”父亲摆摆手，说：“咱干煤矿的，命都交给井下了，账目更要干干净净，才对得起这个身份。”他指的是支部的账，可我知道，他这一辈子，把什么都算得清清楚楚，唯独没给自己算过好处。小时候家里并不宽裕，可父亲从不往家拿公家一分东西，连单位的信纸信封都分得清。母亲念叨，他就一句话：“我爹走的时候，就留给我两个字——干净。”这“干净”二字，是家风，也是这栋楼教会我最朴素的道理。

　　冬天最冷的时候，文化楼反倒最暖。一楼大厅生着一只大铁炉，炉膛里的炭火红彤彤的，烤得整个厅堂暖烘烘。下了班的矿工们围炉而坐，喝茶，抽烟，下象棋，天南地北地聊。我最爱挤在大人堆里，听老矿工们讲井下的故事——讲顶板的滴水声，讲巷道里呛人的煤粉，讲一个班下来手套能拧出黑水，讲谁在最危险的时候把工友护在身后。他们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得像在说家常，可我听得出，那平实底下压着怎样的惊心动魄。炉火映着他们黝黑的脸膛，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洗不净的煤尘，那煤尘在火光里闪，像嵌在黑色石头里的碎金。那时候我忽然懂了，文化楼不只是一栋楼，她是矿区人的心窝子——井下受的累、攒的劲，都得回到这儿来焐一焐、续一续，第二天才好再下井去。

　　我青少年时代最骄傲的事，是有一次矿区文化楼办文艺汇演，父亲作为工区支部书记上台讲话。他在台上站了很久，才开口。他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讲了几件小事——讲生产连队里谁家老人病了没人照看，讲谁在井下救了人，讲安全帽里垫的那条手绢。他说，咱们矿工这辈子不容易，可咱不抱怨，咱是给国家添砖加瓦的人，这一座座城，哪一盏灯离得开咱的煤。台下静得出奇，然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坐在第一排，仰头看他，忽然觉得那个平日里寡言的父亲，在灯下站得格外直。那一刻，我心里对他，对这栋楼，对脚下这片黑土地，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热腾腾的敬与爱。

　　后来我参加工作，离开了矿区，去城里工作。矿区文化楼也在时代的变迁里老去——放映机换成了数字设备，图书室及矿区俱乐部都改建了职工住房，支部活动室搬进了更气派的新楼。有一年我回矿上，站在文化楼前，此楼层已经刷了新漆，装了新窗，红砖墙被盖住了。可我还是忍不住绕到楼后，在墙角找那几道我童年用小刀刻的印子。没找着，却在那堵墙根下，看见一丛新发的野草，在秋风里摇。我忽然有些想哭。楼可以翻新，墙可以重刷，可那些围炉夜话的晚上，那些电影幕布上的光影，那些父亲一笔一画抄写的字，那些老矿工含着煤尘的笑，都刻在更深的墙里了——刻在我心上。

　　如今，我也接过了父辈的担子，在煤矿企业上班从事党建文化工作，做着企业文化宣传的活。每逢有人问我，你们的矿工精神到底是什么，我总会想起文化楼。我想起父亲说的那句“人不能只挖一辈子煤”，想起那些在炉火旁把惊心动魄说得云淡风轻的老矿工，想起支部活动室里那个把账目算得干干净净的身影。矿工的精神，从来不在豪言壮语里，她就在那些不起眼的日常里——在一笔一画的抄写里，在炉火旁的絮叨里，在井下的沉默与坚韧里，在一代又一代人对“干净”二字的坚守里。

　　矿区文化生活的种子，是需要在灯下、在炉火旁、在人群的体温里慢慢焐热的。文化楼替矿区焐了那么多年，焐出了我一整个少年时代的向往，也焐出了我这辈子取之不尽的底气。我常常想，那栋楼其实从未老去，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活在每一篇写矿区的文章里，活在矿井深处那一声声沉稳的、向前的、永不停歇的脚步声里。

　　如今，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而记忆中还清晰记得他端坐在阳台上，膝头摊着一份报纸，老花镜架在鼻梁上，还像当年在文化楼图书室里那样，一笔一画地抄着什么。他抬起头，眼角的皱纹里，仿佛还嵌着文化楼那些夜晚的橘黄色灯光。他笑了笑，说：“抄着，心里就亮堂。”

　　我站在他身后，看了很久。窗外，远处矿井的天轮还在转，一圈，又一圈，像文化楼里那束永远不熄的光，照着一代又一代人，往更亮堂的地方走。

　　我依然向往文化楼的日子。不，我向往的，其实是那栋楼里一直亮着的东西——那是父辈用汗水、坚韧与清白点亮的灯，是矿区人心里那捧永远焐着的火。它不高，却撑得起一个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