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梅雨刚歇，家里的木箱掀开一条缝，一股樟脑和旧纸混在一起的味道就涌了出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叠信，牛皮纸信封泛了黄，边角起毛，邮票上的面值还是“捌分”。我一张张捻开，纸页沙沙作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唤了我一声。

　　那些字，是我二十岁前后写的。

　　那时我在矿上工作，住职工单身宿舍三楼最东头的一间。窗外是矸石山，风一过，黑灰就顺着窗缝往里钻。屋里一张床、一张桌、一盏台灯，桌角常年摆着一瓶蓝黑墨水、一支蘸水笔、半刀信纸。夜里下了班，洗掉脸上的煤尘，把灯拉近些，铺开纸，一天里最安生的时辰就到了。

　　写信是有仪式的。

　　纸要挑。横格的太拘谨，空白的又写不直，我偏爱那种带浅绿格的，字落在里面，像秧苗插进田里，行是行，垄是垄。笔要试。蘸水笔尖在瓶口刮两下，多一滴会洇，少一滴会断，落纸那一声细响，是世上最安静的声音。写坏了不能涂，只能整页重来；所以下笔之前，得先在心里把话说完一遍。

　　信封上的字最讲究。收信人的名字要写得端正些，那是给别人的体面；自己的地址反倒随意，横平竖直写完，邮编一格一格填满，六个数字，像六个守门的兵。封口用浆糊，食指蘸一点，沿着信封边抹过去，米香混着纸味，是那个年代独有的滋味。邮票贴在右上角，贴歪了要揭，揭破了就得重来，一张八分钱的邮票，也舍不得糟蹋。

　　然后走三五里路，到矿区邮电所门口那只绿邮筒跟前。筒身上的绿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锈。信投进去，“咚”的一声，很轻，可那一声能在我心里响上一整天。

　　三

　　等待是写信的一半。

　　那时一封信走七天，偏远的地方要走十天。寄出去以后，日子就被切成两半：一半是过，一半是等。每天下午三点，邮递员谢师傅的自行车铃在楼下一响，整栋楼的人都往窗口探。谁家有信，他仰头喊一嗓子，声音能穿过三层楼板。要是喊的是我的名字，我能从床上蹦起来，鞋都来不及穿。

　　谢师傅管这一片二十多年。他记性极好，谁家订什么报、谁家的儿子在哪个部队、谁家的姑娘在外地念书，他心里都有本账。有一年冬天雪大，自行车骑不动，他背着邮包走上来，眉毛上挂着霜，把信从棉袄内兜里掏出来，纸还是温的。

　　拿到信先不拆。要捏一捏厚薄，看邮戳是哪天的，看信封背面有没有补写的字。回屋，关上门，用剪刀沿着封口小心剪开一道缝——舍不得撕，撕了就毁了。抽出信纸，展开，先看落款，再看开头，然后才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读。读到一半舍不得读完，中途起身喝口水，把信放回桌上，让它在那儿躺着，像留着的一口甜。

　　一封信能读七八遍。第一遍读意思，第二遍读口气，第三遍读字迹：哪个字写得重，说明写的时候心里有事；哪句后面有个墨点，是笔停了很久。信纸上有折痕，有邮路上的尘土，有时还有一滴不明的痕迹，你不知道那是茶、是雨，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是字以外的话。

　　四

　　我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信，是父亲写给家人的信。

　　父亲当过兵，复员后转业到矿上，在安监科做事，后来又在煤矿工区机关当支部书记。他这个人，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也没为谁开过一次后门。他写字用钢笔，蓝黑墨水，一笔一画，像他的人，方正、克制、不肯弯。

　　那时，我们在农村，父亲经常给家里写信，信的内容都是对妈妈和我们的爱，激励我们要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妈妈没多少文化，回信的“任务”自然就交给我了。读书时代的我给他回信的开头永远是“见字如面”，结尾永远是“爸爸，在矿上工作要多注意安全，井下作业要遵守安全规程跟工友相处要让人一步”。后来父亲回信给我们，信里写到说我读书成绩好外，还说我长大了懂事多了，还会关心人了。读到他的信后，我心里一片爱意，很温暖的。

　　五

　　记得我们到矿上生活工作后，那时矿上有过一阵子流行兴起“安全家书”。

　　工会把职工家属写的信收上来，挑几封念给井下的人听。我记得有个老工人的妻子，一辈子没上过学，信是让邻居代写的，最后她自己按了一个手印。念信的时候，班长念到一半停住了，抬头看了一圈，谁也没说话，只有风扇在巷道口嗡嗡地转。那天散了班，好几个人没去食堂，蹲在井口抽烟。

　　在那个年代，信是有分量的。它不像广播，不像标语，它是一个具体的人，坐在灯下，把最要紧的那句话想了很久，然后写下来，走几百里路，送到另一个具体的人手里。你没法对着这样一封信敷衍。

　　六

　　写信的年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可以用手量的。

　　寄一封信，要走三五里路；等一封信，要等七天；想一个人，要想到第八天才能收到一句“我也想你”。距离把话磨得很短，也磨得很真。因为纸有限，所以废话少；因为慢，所以每一句都得掂量过。写“最近好吗”之前，先要在心里过一遍这一年的光景；写“想你”两个字，落笔的时候手会停一停。

　　有一阵子我迷上抄诗。看到好的语句，就抄在信纸背面寄出去，抄得工整，像交作业。抄诗比说话慢，一笔一画下去，别人的句子就过成了自己的心事。后来我练字，也是从那时候起的头，字帖是矿文化楼图书室翻出来的一本旧《灵飞经》，边角都磨圆了。

　　由于我自少就喜欢书画美术，那时我认识交往一个笔友，她是南方一个县城的书法。两志相隔好几千里，我们的交流就是以通信方式了，通信三年，谈书艺、谈天气、谈各自城市里的故事。三年里我们没见过面，也没通过一次电话。后来我在最后一封信里说，我要结婚了，信就到这里。后来她回了我信一封，祝福我们幸福。

　　七

　　后来，日子快起来了。

　　先是矿上装了程控电话，排队打，说完就挂。再是BP机别在腰上，一响，满世界找公用电话。再是手机，短信一次七十个字，我学会了把话压缩，把“你好吗我很好”写成“好”。再是微信，一条语音三十秒，一个表情就能代替一整页纸。

　　我们不再等信了。消息是即时的，回复是即时的，连想念都可以即时。可奇怪的是，说得越多，记住的越少。有一次我翻手机，翻到三年前的聊天记录，密密麻麻几千条，全是“在吗”“好的”“收到”，没有一句能留到十年后。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声音，缺的是那种“咚”的一声落进邮筒、然后要等七天才能听见回响的声音。

　　八

　　有人说，写信的时代过去了。

　　我不这么看。写信从来不只是为了传话——传真能传话，电话能传话，微信也能传话。写信是把自己摊开来，用最慢的方式，交到另一个人手里。纸会旧，字会淡，可那种被郑重对待过的感觉，一辈子都不会褪色。

　　我常想，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也就是几封信的厚度。父母的信，朋友的信，还有那些没有寄出去、只写给自己看的信。它们堆在一起，就是你走过来的样子。

　　九

　　窗外又下起雨。我把那叠信重新码好，放回木箱，樟脑味又涌上来。

　　我给自己泡了杯茶，铺开一张纸，写了开头三个字，停住了。

　　信，我想不出要寄给谁。但我还是想写。

　　写给二十岁那个在煤灰里写信的自己，写给那个每天下午三点趴在窗口等铃声的年轻人，写给所有相信“慢”是有分量的人。

　　——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