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名贫困山区最寻常不过的农村妇女。她皮肤黝黑，手掌布满老茧，指关节因常年操劳而显得有些变形，可那双眼睛里，总藏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像山间的酸枣树，在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深根，枝繁叶茂。

　　我的家乡位于山区大山脚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子，是被贫穷紧紧攥住的。大集体的钟声响彻山谷时，家家户户都在工分里算计着温饱，而我们家，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家共有六口人，爷爷长年有病，在生产队里干不了重活，挣不了几个工分；父亲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日没夜地干，到年底兑现开支，扣除口粮钱，所剩无几。有时还倒欠集体钱。家中日常的油盐酱醋开销，全靠母亲养鸡养猪换来的。那些年的鸡窝猪圈，是母亲的“小银行”，她天不亮就起来拌饲料喂猪，深夜还在煤油灯下织花边，没日没夜地操劳，却从不见她抱怨半句。

　　母亲没读过几年书，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可父亲总跟我们说：“恁妈要是当队长，保准比谁都强！”这话一点不假。农忙时，她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弯腰播种、挥镰割麦，动作麻利得不输壮劳力；农闲时，她在家喂鸡养猪、缝补浆洗，把家里打理得窗明几净，锅碗瓢盆摆放得整整齐齐。父亲在外干活，从不用操心家里的事，因为他知道，母亲总能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

　　母亲心地善良，天生一副热心肠，说话直来直去，心里藏不住半分事。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她总是第一个跑去帮忙做饭；谁家遇到难处，她总会把自家舍不得吃的粮食、舍不得用的布料，悄悄送过去。哪怕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三言两语过后，她就会把家里的情况掏心掏肺地告诉人家，在她眼里，世上没有坏人，人人都值得真心相待。有一次，父亲在山里看到草丛里躺着一个痴呆老人，问他话，啥也说不出。如果没人管，老人会被冻死。父亲找人帮忙将这个痴呆老人抬到生产队饲养院的大炕上，把炕烧热，又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做了小米稀饭，和父亲一起天天到饲养院伺候这个痴呆老人。前后十多天，直到其家人找到将其领回家。母亲的无私不求回报，让她在村里攒下了极好的口碑，谁家有事都愿意跟她商量。

　　母亲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可她心里，藏着一份沉甸甸的骄傲——那是她用一辈子的辛劳，含辛茹苦拉扯大的三个儿女。

　　我们姐弟仨，打小就懂得父母的不易，从不让父母为我们学习操心。那时的学校，是漏风的土坯房，冬天北风呼啸着从墙缝里钻进来，我们裹着单薄的棉袄，手脚冻得红肿生疮，写字时笔都握不稳，却依然咬着牙背书；夏天蚊虫叮咬得人睡不着，我们就点着艾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叫醒我们，吃饭上学；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拿起锄头下地，帮母亲割猪草、拾柴火。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奖状贴满了土坯墙，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每当老师踩着泥泞的小路来家访，夸我们懂事好学时，母亲眼角的皱纹就会舒展开来，笑容像山间的映山红，在布满风霜的脸上绽放，那份喜悦，是藏不住、掩不了的——我们是母亲的骄傲。

　　八十年代初，姐姐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县被服厂招工。那是个农民合同制的名额，意味着能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可四千元的集资款，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父母挨家挨户求亲告友，终于凑齐了钱，把姐姐送进了县城。姐姐没辜负父母的期望，上班后踏实肯干，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升到车间主任，后来又当上了质检部长。在她的同学中，只有她一个人走出了大山，成为了有正式工作的“公家人”，而其他女同学，大多早早嫁人生子，一辈子守着黄土地，重复着祖辈的生活。姐姐成了村里公认的“最有出息的姑娘”，每当有人提起姐姐，母亲总会挺直腰杆，脸上满是自豪。

　　后来，村里不少女孩想找份工作，母亲便主动引荐，让她们去找姐姐帮忙。姐姐也继承了母亲的热心肠，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总会想着村里的乡亲们。那些年，经姐姐介绍找到工作的女孩有十几个，她们的家人提着鸡蛋、芋头、花生、苹果等土特产感谢母亲时，母亲总是笑着推辞：“都是乡里乡亲，客气啥。”这份善意，让母亲在村里的威望更高了。?哥哥读到初中还差半年毕业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又心疼父母日夜操劳，便执意要辍学。母亲偷偷抹了好几回眼泪，父亲也长吁短叹，可终究还是尊重了哥哥的选择。哥哥先是在村里的果业队干活挣工分，起早贪黑修剪果树、采摘果实，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父母看着他在地里辛苦奔波，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托人让他去学木匠手艺。哥哥肯吃苦、脑子灵，没多久就练就了一手好活计。父母又多方奔走，把他安排到县城的建筑公司做木工。从那时起，哥哥开始往家里挣钱，家里的经济状况慢慢有了起色，母亲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八十年代初，姐姐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县被服厂招工。那是个农民合同制的名额，意味着能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可四千元的集资款，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父母挨家挨户求亲告友，终于凑齐了钱，把姐姐送进了县城。姐姐没辜负父母的期望，上班后踏实肯干，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升到车间主任，后来又当上了质检部长。在她的同学中，只有她一个人走出了大山，成为了有正式工作的“公家人”，而其他女同学，大多早早嫁人生子，一辈子守着黄土地，重复着祖辈的生活。姐姐成了村里公认的“最有出息的姑娘”，每当有人提起姐姐，母亲总会挺直腰杆，脸上满是自豪。

　　后来，村里不少女孩想找份工作，母亲便主动引荐，让她们去找姐姐帮忙。姐姐也继承了母亲的热心肠，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总会想着村里的乡亲们。那些年，经姐姐介绍找到工作的女孩有十几个，她们的家人提着鸡蛋、芋头、花生、苹果等土特产感谢母亲时，母亲总是笑着推辞：“都是乡里乡亲，客气啥。”这份善意，让母亲在村里的威望更高了。?哥哥读到初中还差半年毕业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又心疼父母日夜操劳，便执意要辍学。母亲偷偷抹了好几回眼泪，父亲也长吁短叹，可终究还是尊重了哥哥的选择。哥哥先是在村里的果业队干活挣工分，起早贪黑修剪果树、采摘果实，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父母看着他在地里辛苦奔波，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托人让他去学木匠手艺。哥哥肯吃苦、脑子灵，没多久就练就了一手好活计。父母又多方奔走，把他安排到县城的建筑公司做木工。从那时起，哥哥开始往家里挣钱，家里的经济状况慢慢有了起色，母亲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终于可以甩开膀子种地了。他种了一辈子地，是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撒种、施肥、浇水、收割，样样精通。有了母亲的帮忙，家里的几亩地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庄稼长得郁郁葱葱，每年都是大丰收。麦收时节，金黄的麦子铺满晒场，母亲和父亲挥舞着木锨，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落在麦子里，滋润出满满的希望。

　　姐姐和哥哥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哥哥脑子活泛，有股子闯劲，结婚后不甘心给别人打工，决定自己创业办厂。母亲和父亲毫不犹豫地拿出多年的积蓄，又东拼西凑，帮着他盖厂房、买设备。那些日子，母亲每天都去工地帮忙，搬砖头、递水泥，累得直不起腰，却从不叫苦。哥哥的厂子办得很成功，没几年就赚了“第一桶金”。后来，他敏锐地察觉到市场变化，及时转让厂子，进城投身餐饮行业，又赚了“第二桶金”。再后来，他进入一家民营企业，凭借着出色的能力，一步步做到了销售副总的位置。每次哥哥回家，给母亲买新衣服、新鞋子，母亲总会嘴上念叨“浪费钱”，心里却比谁都高兴，逢人就夸：“俺家大儿子，有出息！”

　　1983年，我考上了县一中的重点班，后来又顺利考上了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1990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也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每次回家，我都会给母亲带些城里的稀罕玩意儿，陪她聊天说话，母亲总会拉着我的手，细细打量我，问我工作累不累、吃得好不好，眼神里满是牵挂。

　　我们姐弟仨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父母的辛勤付出。父亲的坚韧，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底气；母亲的智慧与善良，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他们就像一盏明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始终照亮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在村里，每当有人拉着母亲的手，羡慕地说“你家三个孩子真有出息”时，母亲总会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俺这三个孩子，没让我操一点心！”她最喜欢跟人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我们姐弟仨，小时候的趣事、上学时的努力、工作后的成就，一件件、一桩桩，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来滔滔不绝。正如老话说的“痴娘夸女”，在母亲眼里，我们永远是最优秀的。

　　而在我们儿女心中，母亲才是最伟大的人。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用粗糙的双手，编织了我们的未来；用朴实的言行，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善良。母亲的骄傲，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而我们的成长与孝顺，便是对她一辈子辛劳最好的回报。母亲的骄傲是一种幸福的满足，也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

　　作者简介：王恩斌，男，生于1967年9月，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籍贯:山东省栖霞市，龙口市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散文学会会员，现为山东能源鲁西矿业梁家煤矿退休干部。曾担任信访办主任、办公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