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涛：父亲的“火热青春”-煤炭（煤矿）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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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父亲的“火热青春”

2026/3/20 16:10:56 散文

我的父亲林德梓（1941——2020），山东省莱阳市沐浴店镇西上庄村人。1963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先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又连续参加海阳县大山乡谢家村和文登县水道乡河胡家村“四清”工作队，1966年被组织安排在莱阳化肥厂工作。父亲从普通工人干起，历任莱阳化肥厂团支部书记；烟台地革委重工业局干部；烟台地区化工局生产副组长、副局长；烟台市化工局副局长、烟台市化工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烟台市经济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兼副主任；烟台市物价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退休后在烟台市食品工业协会任副会长、秘书长。
在父亲的遗物中，我发现一个印有“北京”字样的陈旧绿皮日记本，里面多数是父亲自1964年元旦至1968年4月间的日记，后面也有几篇是1976年12月至1982年10月的零散日记。日记记录着父亲的所学所悟、所思所想，一字一句，语言质朴，自我剖析，深刻严厉，真情流露，发自肺腑，催人奋进，令人鼓舞，字里行间尽显父亲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品质。日记内容尽管有时代的烙印，父亲当时的思想和言行，后人会不理解，甚至感觉可笑，但却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让我对父亲那火热的青年时代，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父亲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父亲出生于旧社会，成长在新中国，从小就热爱毛主席和共产党，听毛主席的话，学习毛泽东思想，始终把雷锋、白求恩、刘胡兰等英雄模范人物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1964年9月20日，父亲这样写道：“雷锋啊雷锋，你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我一定要像你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党把我扭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放射金光！”
父亲说，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毛主席怎么教导我就怎么做，逐步树立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1964年3月9日，父亲这样写道：“井不是一镢头刨成的，山也不是一篮土堆成的。革命的人生观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必须在艰苦环境里进行长期磨炼。”
父亲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后，经常剖析自己的思想和行为。1964年12月13日，父亲这样写道：“我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一定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每天晚上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今天是不是做了些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情。”1965年5月22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天，是我入党的一天。今后，我要更牢固地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要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事业，哪怕流血牺牲，也必须毫不畏惧，顽强地战斗下去。”
1965年6月13日，父亲这样写道：“晚饭后，房东徐成义来找我来耍，因为明天我们工作队就要离村了。他说自己革命了二十多年，觉得干革命工作必须要和党一心一意，绝对不能三心二意。否则，党是要过筛子的，这次过不出来，下次也要过你，总会把你过出来。所以干革命千万记住，一定要真心啊！因为你很年轻……这话是很深刻的，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来讲，必须和党一心一意，必须和贫下中农一心一意。如果你和党存有私心，用房东的话来说，就会从筛子眼里把你过出去。”1965年7月25日，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父亲把一张血书递交给了工作组长辛日章同志，这是父亲第一次向党立下了誓言：“一定和坏思想决裂，决心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5月10日，父亲这样写道：“我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今后我要全心全意干革命，不利于革命的事情一丝一毫也不能想。”1966年9月13日，父亲这样写道：“我绝不能在形式上入了党，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
父亲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父亲每天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仅用毛主席的教导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还力求做到“活学活用”，用毛泽东思想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审视、警醒和鼓励自己。
1964年7月5日，父亲这样写道：“应该承认，自己在农业上是无知的。所以任何人在这方面指点我，只要你说得对，能够改正我的缺点，有利于革命，那我就虚心接受坚决改正。”1964年7月25日，父亲这样写道：“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来。毛主席的方法，是纯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今后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把这最根本的东西学来。”1964年7月29日，父亲这样写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用找“骨头”的方法。我看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就感到里边的“骨头”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再把它当成一面镜子，把自己上下照一照，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自己差得太远了。”1964年8月5日，父亲这样写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必须用“对号入座”的方法。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后，我就把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仔细对照了自己，老实说自己真是百病伤身，没有一个不占着。”
1964年10月21日，父亲这样写道：“革命老干部吃的盐，也比我吃的米多，他们过的桥也比我走的路多。看起来，我学了一点东西，其实都是些理论性的东西，是没经过实践的东西。虚心向群众学习是必要的，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更有必要。”1964年10月22日，父亲这样写道：“我决心深入农村，老老实实向农民学习，学会做群众工作，准备为党放光发热。”
1965年11月15日，父亲这样写道：“一位同志问我，为什么人要长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一张嘴呢？我回答不上来。他说长两只眼睛就是叫你全面观察事物，长两只耳朵就是叫你多方面听一听，长两个鼻孔就是叫你多方面闻一闻，长一张嘴就是叫你少说话。道理真对，就是告诉我们对待一切事物，都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
父亲是一个服从组织分配的人。正因为父亲一直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尺子、指南针、方向盘、显微镜和望远镜，所以才能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一切行动听指挥。1964年9月8日，父亲听说村党支部这几天正研究让他教小学的事，有个别支部委员怕父亲想不通，因为父亲是高中毕业，担心他不愿教小学。父亲却说，都是革命工作，干什么不一样？一切对人民有利的事业都是干革命，不过革命的分工不同罢了。
1966年11月9日下午，父亲上山拾草回来，碰见了村支部书记，他一张嘴就问父亲，组织上要调你去莱阳化肥厂，你干不干？父亲说只要是革命需要，什么工作我都干！化肥厂，在某些人看来，仿佛是重体力劳动，又脏又累。但我不这么想，只要是人民需要、是党需要、是革命需要，叫我去干最重、最脏的活，我都心甘情愿。1966年12月6日，父亲正式到了莱阳化肥厂，成为了一名工人。父亲说，自己从此加入工人阶级这个革命队伍里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有组织性、最有纪律性、最有革命性的阶级。
其实，父亲并没想到会到莱阳化肥厂工作，因为他的爱好是写作和摄影，组织部门是知道的。从文登社教回来，他感觉有可能会分配他做宣传工作，但事与愿违。1966年12月8日，父亲这样写道：“真没想到这次能分配到化肥厂当工人。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是对革命有利，对人民有好处，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承担的。我一定抛弃个人的一切，绝对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定干好，干到底！”
父亲是一个不忘本的人。父亲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下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他的父亲是共产党员，白天给地主扛活，晚上干革命工作，虽然遭受过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却没屈服、没投降。因此，他要像他父亲一样，经得起困难的考验，经得起死亡的考验。1964年元旦，在父亲二十三岁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豪言壮语：“长白山上苍松老，庐山峡谷瀑布飘。我是革命家庭生，我要干革命——干到停止呼吸的前一分钟！”
1964年12月1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后一定要完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从里边挖掘问题，进行“四清”。坚决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坚持以下工作：一是教房东谢云成识字，启发其阶级觉悟。二是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拾粪，带动群众，改造自己。三是空闲时间坚持给队上的贫下中农挑水、扫院子，以便和贫下中农建立阶级感情，彻底革命。四是每天晚上回来，不是学习《毛选》，就是学习《工作简报》，最后一定写写日记。”1965年6月8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天，徐作平同志赠送了一个塑料皮日记本给我，上面写着赠给林德梓同志，望你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要学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我一定不能辜负贫下中农对我的殷切期望。因为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就是党对我的期望，是革命对我的要求。”1965年6月17日，父亲这样写道：“6月9号上午，我们从海阳撤兵了。在海阳的7个月的社教运动，改造了别人的思想，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从我入学到高中毕业，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并不明确。今后，我就要做一个雷锋式的人，做一个黄继光式的人，战争年代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和平环境要为人民出尽最后一滴汗。”1965年7月8日，父亲这样写道：“咱受过地主的欺凌，咱是受苦的阶层，咱是在党的雨露滋润下长成，咱不革命谁革命！”
父亲说，艰苦朴素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本色，过去我们讲艰苦朴素，现在还要讲艰苦朴素，将来永远要讲艰苦朴素。1965年11月7日，父亲这样写道：“前天有人见我穿了件破棉袄，就说你年龄这么大了，好把自己的衣服换换了。我只是笑了笑，我认为换是可以换的，当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遭灾的人民都换了，我再换也不晚。”1966年3月4日，父亲这样写道：“我一定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每天起码到贫下中农家三次，看看吃的、用的和烧的……”
父亲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出身家境贫寒，父亲在成长、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过那么多困难，遭受过那么多挫折，但他却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坦然对待一切。他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斗争就是幸福。
1964年2月23日，天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深夜又上了大冻，到处都结了冰。父亲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困难观，他这样写道：“清明佳节二二三，狂风暴雨锁门帘。深夜又进数九天，树上银花明闪闪。为了锻炼革命志，困难再多显笑脸。”1964年8月25日，父亲这样写道：“苦和甜是一对矛盾，苦中就有甜，甜在吃苦中，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今后，只要全体干群都拿起铁锨、镢头和大自然干它个几十载，最后总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因为幸福生活不会自行到来，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4年9月5日，父亲这样写道：“就下定决心，爱上农村吧！只要艰苦创业，总是会发芽、开花、结果的。”
1965年11月30日，父亲这样写道：“雪这么大，下决心，抽时间和广大青年一块从大街上搬出去，从水库工地上搬出去，从“四属”和“五保”的院子里搬出去！冷点怕什么？当成战斗任务，坚决把它拿下来！”1965年12月8日，父亲这样写道：“在社教运动中，河胡家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很大提高。他们发扬了大寨精神，修建了一个拦河坝，能浇50亩地。我猛然想起，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手拿锨镢大闹社会主义革命！”
1967年8月1日，父亲在日记里写了一件趣事。在青岛化肥厂培训期间，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他和战友宋和田就勇敢地跳到大海里去了。他们游了一会，要出来时，父亲的脚不慎被海里礁石割破了，宋和田的脚被割得更重，一直流了有半碗血。游泳的地方离厂部这么远，怎么办呢？父亲马上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于是，父亲就拿出自己的小手绢给宋和田缠上了伤口，并打算要背着他，可他怎么也不让。就这样，他们一路背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厂部医院。
父亲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父亲从一个共青团员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在毛泽东战略思想地指导下坚持原则，坚持斗争。1964年4月4日，父亲这样写道：“有的人由于对支部某个同志有意见，因而就对党组织产生抵触情绪，把某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归结到党的组织上。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
1964年10月13日，父亲这样写道：“猛然想起辛日章书记前几天讲的一个事情，很有警惕的必要。辛书记说，搞统购工作期间，当时有个县委秘书派在我们区上。他在一个村搞一个余粮户，当时干部们将这个余粮户搞到1200斤了，这已经很落实了，事实也是如此。可是这个秘书又进一步搞到3000斤，这个余粮户一看拿不出这么多粮，就喝了毒药大骂这个秘书，最后人死了。秘书一见情况严重，马上到区上找我谈，边谈边抓电话机，想打电话给县委要求处理他。我把电话机夺了回来道，工作上出问题的时候，应该先想到会给党造成什么影响，以解决问题、挽回不良影响为重，不应该先想到自己，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辛书记的话太深刻了。”
1965年4月15日，父亲这样写道：“有一位同志，昨天晚上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大会上，学习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可是在第二天早上，他就和别人议论起领导来了，说什么他的观点有问题，根本不够一个支部委员的条件。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试问这是什么主义？自己带着自由主义去反别人的自由主义，能有成效吗？”1965年7月11日，父亲这样写道：“讨论会上，当总结海阳社教的经验教训时，有的同志说，海阳社教中我们村打过人，当时我就看着不对，不过没提就是了。我最反对事后诸葛亮，你当时看着打人不对又不提，这不是个人主义又是什么？这种思想如果不彻底清除，有害于革命，有害于人民，必须坚决反对。”1965年8月12日，父亲这样写道：“有的人在检讨会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什么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倡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就说二，自己有什么思想，就谈什么思想，有什么行动，就谈什么行动，绝对不准许以从严批判思想为幌子来掩盖自己卑鄙的行动。”
1965年8月15日，父亲这样写道：“在整个社教运动中，有的干部明明自己有问题，但自己不说，心理也惧怕万分。然而开会的时候，自己就装模作样了，夸夸其谈一大篇。我们反对这种做法，把大会场当成自己的表演台，是不老实的态度，说得中肯点，他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父亲是一个真抓实干的人。父亲为了革命事业不怕苦不怕累，不仅自己敢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还善于发动群众，带动身边的年轻人，使他们都觉悟起来。1964年3月1日，他这样写道：“前天队上送粪，有的小青年说，走得腿疼，我不愿送！见这种情况，我就主动报名，赶着两头牲口送。送粪时，别的青年都不撅粪篓，我就带头撅。往西山送，本来规定上午送五趟，我送够数了，但一看天不晌，于是我又送了一趟。晚上回来，我听有的青年在相互谈论着，人家德梓为了什么，多给工分还不要。第二天，他们也开始和我一样干了起来。昨天，林树朋家大奶奶（无劳力）叫队长派人出粪，一直没有答应的。我说，我还出工，出出粪这算得了什么？停了半个多月，队上的青年和其他社员群众的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
1965年11月25日，父亲这样写道：“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意思就是说，国家干部一方面要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其深入人心，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另一方面，你又必须和群众一块干。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地联系群众，真正成为党纽带。单纯开开会、谈谈话，善于动嘴，而不能铺下身子和群众一起干，我认为这不算人民的好干部。我是社教工作队员了，争取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父亲说，不要怕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不好，环境越恶劣，就越磨炼一个人的革命意志。
1964年2月28日，父亲这样写道：“困难最多的时候，是最容易动摇人的意志的时候，也往往是胜利临近的时候。困难是个怪物，你软它就硬，你硬它就软。对待困难只要像革命志士对付敌人一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1964年5月1日，父亲这样写道：“党的政策是生命，忠诚老实是党性。遇到困难学愚公，胜利面前头脑清。”1966年1月21日，父亲这样写道：“任何风浪也动摇不了自己革命的信心，风愈大、浪愈高，革命的决心愈大、干劲愈足！”
父亲在多篇日记中都提到了生死和牺牲，他说干革命就不要怕牺牲，为党和人民牺牲是最大的幸福，他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自己。1964年6月15日，父亲这样写道：“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死都不怕。今天在和平环境里，我们为了人民多流些汗，还有什么可讲的呢？所以，每当干活累了的时候，应该想到铡刀口上的刘胡兰，应该想到机枪眼上的黄继光。”1965年11月29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天下午，西北风卷着雪花往脸上直打，冻得牙帮嗒嗒直响。可是水库工地上不仅没停工，而且干得正猛。七十多岁的胡学林大爷、六十多岁的胡学英、胡书田、胡臣序大爷，根本就不管这些，一个劲地干。我们青年们一下午连一口气也没歇歇。大家的干劲这么足，就是因为都明确，这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像王杰同志那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1966年1月25日，父亲这样写道：“为改变这穷山恶水的河胡家，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口子后前边的烈士塔上刻了27个烈士的名字，当年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山穷地薄而放弃交给敌人，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改天换地呢？”
父亲是一个怀揣梦想的人。父亲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诗人和摄影记者，他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虽然最终没有圆梦，但几十年来，父亲对写作始终满怀热情，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他都坚持写作，坚持投稿，从发表“豆腐块”开始，坚持不懈，最终成为了一名非职业作家。
1964年7月1日，父亲这样写道：“人的爱好各有不同，有的爱好文艺，有的爱好音乐，有的爱好数学，有的爱好理化……但爱好的目的应该相同，就是说，你自己所有的爱好必须要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1964年7月16日，父亲在日记里写道：“我学习摄影，就是觉得农村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贫下中农的腰杆硬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革命作用，知识青年是这样地听党的话，战斗在农业第一线上……这一切都需要拍摄下来。”
1964年12月14日，父亲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题目是《老生常谈》：“叼地头蛇得雄鹰，打胜仗得强兵。砸白骨精，就得孙悟空。不靠贫下中农，就甭想搞“四清”。大合唱失去指挥，就会乱嚷嚷，强兵没有闯将，还得吃败仗，贫下中农不靠党，就成了失去火车头的车厢！没有电流，灯泡里的钨丝不会发光，千万记住，我们党有了毛泽东思想，才像红太阳。社会主义的航船，如果双目失明，一定会出现不堪设想的横冲直撞。这首诗是由辛日章书记的话引发出来的，他的原话是：做饭得下米，共产党得说理，捺兔得鹰，打仗得兵。”
1965年4月1日，父亲在日记中写了四首诗：
一《进村》
铺盖放在柳荫下，不抽烟不喝茶，扛起铁锨和大镢，直奔东洼和西泊。贫家说的实不差，准是当年的老八路，又进咱的家。腰酸腿疼算个啥，心窝装个下丁家。
二《饭前》
大娘烟囱烟正冒，准是饭还没做好，张同志拾起担杖把水挑，李同志拐起粪篓来垫圈，王同志拿起扫帚把院扫，大娘看了泪花爆，啊呀呀，您这些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可知道？
三《拾粪小曲》
转草垛，溜屋后，拾粪行家直碰头。这些行家都是谁？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
四《夜晚学<毛选>》
头碰头，肩靠肩，围着油灯学《毛选》。房东大爷问老王，今晚再学哪一篇？大娘听了不耐烦，你就是急，等俺耍完锅和碗，还学愚公来移山！两位老人齐开言，老王呀，愚公为啥能移山？革命意志壮心间。大爷大娘连点头，就像烙铁烙心坎。
1966年3月1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天接到了文登广播站稿费通知单，说《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稿子已在本站1月11日播出。现寄上稿费人民币柒角，请你查收。又见2月26日《大众日报》刊登了我写的文章《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毛主席教导的！》。这是我第一篇稿子见报了，应该时刻意识到，这是毛泽东思想滋润的结果。”1966年4月17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天《大众日报》上又刊登了自己的一篇稿子，题目是《夜送铁锤》。此稿的出现，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是徐永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自己仅仅起了个整理的作用。所以，我要永远戒骄戒躁，做毛泽东思想宣传员。”1967年7月13日，父亲这样写道：“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能写出毛泽东思想的文艺作品，工农兵才能喜闻乐见。”
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父亲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不仅严格遵守纪律规定，还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对自己错误的思想，敢于暴露、敢于批判，更敢于自我革命。
1965年4月7日，父亲这样写道：“前天，工作队去海滩买了几斤蟹子，花的钱大家摊，做熟了我一个没吃。有同志问我，小林呀，你没有钱吗？不要紧。我的回答是，我想到的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我不爱吃。我爱吃，贫下中农更爱吃，所以我想到的是贫下中农，有的贫农病了或过年恐怕也吃不上这样的大蟹子啊！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其中“同吃”是指平时和贫农吃得一样，难道还能和他们过年吃得一样吗?”1965年8月27日，父亲这样写道：“这次社教进村以来，群众每天给两顿面饭吃。我想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成为群众中的一员，没有成为贫下中农的亲人。否则，群众绝对不能另眼看待。所以我要顶回去，坚决不吃面饭，“三同”是个立场问题，我一定要“同”下去！”
1965年9月4日，父亲这样写道：“昨天接到家里一封信，说母亲病情严重，叫我回家一次。（祖母一人在家，叔叔年幼，父亲当时正在文登县水道乡河胡家村搞“四清”工作）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母亲在家无人照顾。可是，现在是革命啊！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斗争激烈的时刻，绝对不应该也不容许想到自己的家庭。我们应该想到的是革命大家庭。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自己的一切都要置之度外。”
1966年1月10日，父亲这样写道：“当前自己都有些什么缺点呢？一是和工农干部的阶级感情不够浓厚，二是工作中缺少方法，就会横冲直撞，三是说话不分时间、场所和对象。今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早日克服这些缺点。”1966年8月12日，父亲这样写道：“坚决要发扬1964年冬至1965年春海阳工作队“老八路”的作风，认真学习“毛选”，照毛主席说的办，坚持“三同”，大胆泼辣地积极工作。”1966年10月31日，父亲这样写道：“队长叫我领着小青年割了四五天地瓜蔓，小青年都说腰疼，磨得指头疼，不去割了。说实话，我也是疼得要命，不过我想起毛主席的话，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1967年4月9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天从即墨回莱阳化肥厂革命，坐汽车走到离莱阳化肥厂还有7里路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毛主席的教导，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我马上要求司机停车，下车步行回厂。如果不在这里下车，就得在城里坐公共汽车到化肥厂，格外就得多花两角钱，这样做既为国家节省了钱，又锻炼了自己。”
父亲在担任领导干部后，也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1982年10月24日，时任烟台地区化工局副局长的父亲这样写道：“昨天，大队派拖拉机送了5筐苹果、两麻袋花生，还有一包栗子。这叫我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把苹果留下，花生和栗子一个不收，给了大队40元钱（父亲当时每月工资为48.5元）。一定要牢牢记住，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是局里一个领导，对自己要求要严格，行动要带头。”
父亲是一个讲究工作方法的人。父亲在青年时期就注重研究工作方法，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父亲在担任领导职务后，有人评价说他具备较为高的领导艺术。1964年5月5日，父亲这样写道：“今后在工作中要永远记住，全面地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全面地考虑，一分为二地下结论。”1964年6月5日，父亲这样写道：“当你领着干某项工作时，不懂的事情一定不要去乱管，要分给懂的人去做。否则，工作不但做不好，还会引起别人的不满，这样对革命是不利的。”
1964年10月5日，父亲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要解决矛盾的，我要牢牢记住主要矛盾，进村后，开会、讲话、处理问题都要围绕解决主要矛盾去行动。”1964年12月9日，父亲这样写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矛盾，其结果徒劳无功。”1965年6月10日，父亲这样写道：“我认为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同志之间的团结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达到团结呢？必须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来讲，尽量要讲民主，但作为同志来讲，就一定要讲集中。总之，民主并不是一盘散沙式的民主，必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然，集中也并非没有根基的集中，而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
1965年9月2日，父亲这样写道：“学习《农村调查序言》后，使我懂得了，解决问题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了解情况，第二步就是分析判断。了解情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分析判断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965年12月1日，父亲这样写道：“当前工作这么多，又是青年工作，民兵工作，帮助入党对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工作，俱乐部需要设立，黑板报需要办，水库工地的宣传活动需要开展……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呢？必须要头脑冷静，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父亲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父亲说，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以革命和群众利益的标准来权衡一下，对革命有利的事就要多做，对革命不利的事坚决不做。1964年12月21日，父亲这样写道：“工作队办公室院子东边，有一块种着大蒜的地，旁边就是厕所。有的同志不注意，上厕所经常踩到社员的蒜苗。我去大队木匠铺找了块小木板，刻了个牌子，上边写上“护蒜”二字，然后把这个木牌钉在了蒜地边上。我感到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这是群众的切身利益，绝对不能轻看。”
1965年3月23日，父亲这样写道：“由于我平常干活较多，有的人说道，你这是出来扛活（原指给地方家干活）吗？我的回答是，我就是出来扛活的。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为人民扛一辈子活，老老实实做人民的牛马。”1965年6月1日，父亲这样写道：“村北面那个井很深，打水都用掼绳，可是有的群众没有掼绳，没有掼绳的就用一条细麻绳拴着担杖，这样水桶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就去供销社买了条铁锁链子，把自己捆铺盖的绳子接了上去，做了一根公用掼绳，固定在井台上，用起来很方便。”
1965年10月20日，父亲这样写道：“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家里给记着工分，国家每月还发18元钱的工资，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要千方百计地把国家给的18元钱扣去生活费，再还给人民，现在我手里还有6元钱，自己想买胶卷、湿影液、定影液、印相纸等东西。可是村里的青年们要求进步，求知欲很高，想看些青年修养之类的书籍。我就去供销社买回了70本政治书籍，我感到比买自己要用的东西好。看到办公室里空荡荡的，我又去买了两张毛主席像和一联青年英雄挂图。这样经常看看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和向秀丽、雷锋的光辉事迹，自己在工作中就会增加动力。我要不辞任何劳累刻苦地工作，刻苦地学习，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就苦干、猛干！”
1965年12月2日，父亲这样写道：“昨天晚上是四排民兵站岗，胡岗序和胡序州是岗哨。他们两个才十五六岁，就拿了一床小被去站岗。怎么能行呢？天这么冷。于是，我把自己的毯子、大衣拿给了他们，宁肯自己冷点也心甘情愿。”1967年9月20日，父亲这样写道：“前天，我和张君佐在城里吃过午饭刚要回厂，忽然下起大雨来了。这时，正碰上有位同志赶的大车，拉了一车火柴，真把他愁坏了。怎么办呢？火柴如果被淋湿了，国家财产就受损失了啊！我猛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就和张君佐冒着大雨帮着把火柴一箱一箱地搬进了物资局过道里，等到搬完了，雨也越下越大了。我俩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冻得浑身发抖，可是心里却觉得发热，因为毛泽东思想照红了我的心。”
父亲见到了党和国家领袖。1966年10月5日，父亲这样写道：“毛主席啊！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您老人家，我一生中能不能见到您？我向您表示，一定要听您的话，照您说的做。”父亲是那样地热爱和崇敬毛主席，但一生也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本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却有幸近距离不止一次地见到了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76年12月17日，父亲这样写道：“今晚9点，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幸福地见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副主席、李副主席、汪副主席等十二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一起照了相。”这就是我家墙上那幅一千多人合影大照片的来历，那张大照片上顶端印有《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出席全国化工、炼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字样，由于照片上有一千多人，想找到父亲在哪里很难，父亲告诉我们，他就站在国务院的“务”字下面第4行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父亲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色上衣。记得我小时候，就听村里人传言，当时华主席拍着你爸的肩膀说，当干部就要像你这样艰苦朴素。这当然是一个善意的谣言。1976年12月20日，父亲这样写道：“上午8点，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又一次见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并听取了陈永贵副总理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谨以此文慰藉父亲的在天之灵，并献给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

作者：林涛

编辑：王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