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一声声喊我乳名，一声声喊我乳名，多少亲昵，多少疼爱，多少开心！”

　　偶然再听见这首熟悉的歌，旋律一响起，心里便不由自主地跟着轻轻哼唱。那些被时光悄悄尘封的往事，那些关于家乡、关于乡亲们的温暖记忆，也随着歌声，缓缓漫上心头。

　　离开家乡三十余载，可每次回去，乡亲们依旧喊着我儿时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小名。当年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如今大多已是鬓发如雪，皱纹爬满眼角，可望向我的眼神，依旧淳朴、依旧温热，一如从前。

　　家乡邻居的婶子，从我记事起，就唤我“簸箕娃”。母亲说，我小时候又瘦又小，像棵没长开的小苗。每到夏收，麦场上拖拉机轰隆隆的，我总穿着小兜肚，在麦场里滚来滚去。奶奶怕我被拖拉机碰着，便想了个稳妥的法子——把我放进簸箕里，再搁上些吃食，稳稳地放在高高的麦垛上。

　　这时的我便成了麦场上的小监工，坐在我的“专属宝座”里，看着拖拉机拉着石碾，一圈圈不知疲倦地碾场脱粒；看着爷爷和父亲拿着铁杈，跟在拖拉机后面，熟练地翻着麦秆、再摊平；看奶奶和母亲弯腰扫拾散落在场外的麦粒儿。等到拖拉机渐渐停歇，我也在簸箕里，伴着麦香，呼呼大睡了。奶奶便用簸箕小心翼翼地把我端回家。或许就是这样被端回家的次数多了，几位婶子看到，就笑着叫我“簸箕娃”。这个称呼，带着麦场的暖意和奶奶的笑容，一直跟了我很多年。

　　还有大队书记家的婶婶，当然，我说的是三十几年前的大队书记。那位在我记忆里长得格外漂亮的婶婶，每次见到我，总会笑着打趣：“哟，我家亲姑娘回来了。”

　　那时我不过四五岁，也是夏收时节，家人们吃完晚饭又匆匆去了麦场忙活，可能走的时候我还在熟睡，便没有叫醒我。待醒来时已是半夜，我迷迷糊糊爬下床，出门时脑袋还重重的磕在了柜子上。我一边捂着脑袋，一边哇哇哭着，跌跌撞撞地走出去想找家人。农村的夜可真黑啊，不知是年纪太小迷失了方向，还是脑袋磕懵了，我竟走到了大队书记家门口，见门下面透出点点亮光，便从他家门下面爬进去，坐在炕对面的椅子上，嘤嘤地哭。书记家婶婶刚生完孩子不久，正睡着，听见了动静，黑暗中见家里椅子上有个黑影在哭，吓得吱哇乱叫。后来开了灯，见是我，才松了口气。她把我抱到炕上，温柔地搂着，轻轻拍着，直到我再次睡着。后来我才知道，书记开着拖拉机出去碾场，大门门槛没上，门口的小灯也是特意给他留的。也知道了奶奶中途回家，没见到我，急坏了，一家人扔下活计，找了我一整夜，都以为我被狼叼走了。就这样，我在那位没有女儿的婶婶的炕上，安稳地睡了一晚，从此便成了她心心念念的“亲姑娘”。

　　还有一个称呼，是我小时候最不爱听的——“来共”。

　　村里一个小伙子，比我大十几岁，仗着辈分高，总逗我叫他爷爷。我心里不服，每次都气鼓鼓地回一个字：“滚。”可年纪小，发音不准，总把“滚”说成“共”。他一听更乐了，每次见我就喊：“来！”我便脱口而出：“共！”一来二去，“来共”便成了他对我的专属称呼，因为这个，我烦了他很多年。二十几岁了，我回去时再遇到他，他还是乐呵呵地叫“来共”，我当时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前几日一家人围坐闲谈，聊起这些旧时的称呼，母亲笑着说起“簸箕娃”的来历，说我当年在簸箕里晒得小脸通红，儿子听了打趣：“难怪妈妈现在爱晒太阳，原来是从小在麦场养成的习惯啊。”姐姐也感慨，那位喊我“亲姑娘”的婶婶，前些年她回家乡时还把她错认成我，硬拉着去家里吃手擀面。说到“来共”的糗事，一家人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连丈夫都跟着起哄，说以后也要这么叫我。我嘴上嗔怪，不知怎的，心里却暖暖的。

　　原来，当年那个坐在麦垛上的“簸箕娃”，始终被亲人的目光紧紧守护着；那个漆黑的夜里，我糊里糊涂爬进的门槛，一丝微光、一夜陪伴，却让我成了她半生牵挂的“亲姑娘”；那个在我长大后，还依然叫我“来共”的坏“爷爷”，可能在他心里，我还是那个倔强的、不肯叫爷爷的小娃娃，时间在他那里，从未走远。

　　如今，一段歌声唤起我心底对这些称呼的无限怀念。那些当年我觉得难堪、反感的称呼和背后的故事，现在想来，都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这些称呼像一条条看不见的线，一端系着我，另一端攥在家乡手里。喊我“簸箕娃”的婶子已不在了，叫我“亲姑娘”的婶婶把姐姐认错是我，那个总爱逗我的“爷爷”被儿子接去了城里。但他们呼唤我的声音还在，是他们将我的童年拆分成了无数个瞬间，分给了不同的人保管。

　　我知道，只要还有人这样唤我，我就从未真正离开。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些名字，我就永远是那个可以穿着兜肚在麦场上打滚、在麦垛上酣睡的孩子。

　　你听，风里好像又传来了熟悉的呼唤——

　　“簸箕娃……”

　　“亲姑娘……”

　　“来共……”

　　一声一声，多少亲昵，多少疼爱，多少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