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那副担子，照例歇在老榆树下。远远望去，像一只歇脚的大鸟，收拢了翅膀，静静地立在那里。走近些，便看见那担子的一头是圆圆的木桶，上面盖着白布，鼓鼓的，像是藏着什么秘密；另一头是红泥小火炉，炉上坐着铜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担子主人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黑红脸膛，腰里系着蓝布围裙，正慢腾腾地收拾着碗盏。

　　“来一碗？”他抬起头，眼角堆起笑纹。

　　我点点头，在矮凳上坐下。他揭开木桶上的白布，用一片薄薄的铜铲，一层一层地铲起豆花来。那豆花雪白，颤巍巍的，像初冬的晨霜，又像刚落的雪，嫩得叫人不忍碰。铲进青花碗里，浇上酱油、麻油，撒一撮虾皮、榨菜末、葱花，最后淋几滴辣油。红的、白的、绿的，都浮在碗里，好看得很。

　　我慢慢吃着。豆花入口即化，只留下满嘴豆香，淡淡的，幽幽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也做豆花。那时我还小，总爱搬个小凳子，站在上面看外婆磨豆。石磨咕噜咕噜地转，白白的豆浆从磨缝里流出来，空气里满是生豆子的青气。外婆说，豆花如做人，要守得住本分——磨要一圈一圈地转，浆要一点一点地滤，火要慢慢地烧，心急不得。那时不懂，只盼着豆花快些好，好多吃两碗。现在想来，外婆说的，哪里只是豆花呢。

　　

　　太阳渐渐高了，树影移到另一边去。那汉子把担子挪了挪，又歇在阴凉里。这时来的人少了，他便靠在树干上，眯着眼，似睡非睡。铜锅里的豆浆还温着，偶尔冒个泡，噗的一声，又安静了。街上的车渐渐多起来，喇叭声、人声，嘈杂得很。但在这榆树下，却像是另一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豆浆的香气，悠悠地飘着。

　　我又要了一碗。这次是甜的，加了白糖，凉凉的，滑滑的，别是一番滋味。那汉子说，爱吃甜的还是爱咸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甜的，多是念旧的人；咸的，多是尝鲜的人。我问他是甜的还是咸的。他笑笑，说：“我都行。做了二十几年，甜的咸的，都是过日子。”

　　二十几年。我想，这担子挑着的，何止是豆花呢。它挑着一个行当的兴衰，挑着一方水土的记忆，也挑着寻常百姓的日子。从前街上卖豆花的不少，挑担的、推车的，早晨晚上都能听见叫卖声。现在少了，超市里有包装好的盒装豆花，店里有各式各样的甜品，谁还稀罕这挑在担子上的、土里土气的吃食呢。可总有些人，像我，像那老太太，还念着这一口。念的不是味道，是那份从容，那份淡定，那份在匆忙岁月里不肯改变的老派头。

　　临走时，太阳已经西斜了。那汉子正在收拾，准备收摊。木桶里的豆花卖完了，铜锅也空了。他见我站起来，点点头，说：“明天还有。”我说：“我知道。”真的，我知道，明天清晨，这担子还会在老榆树下，那汉子还会慢腾腾地做着豆花，那老太太还会准时来，吃一碗，然后消失在晨光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不急不慢，像石磨一圈一圈地转，像豆浆一点一点地流。

　　回望时，那担子已经挑起，汉子挑着它，缓缓地走远了。夕阳把他和担子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青石板路上，晃晃悠悠的。忽然觉得，那不是一副担子，倒像是一座桥，连着从前和现在，连着乡村和城市，也连着人心和人心。桥很小，可走过去，便是另一番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