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张家口坝上很少有村落，没有农田。放眼原野之上，只有散落的蒙古包，只有风吹草低的苍茫景象。现在这片辽阔土地，聚居着数百万汉人，只有少数的蒙古族牧民。汉人的祖辈都是翻过长城、渡过黄河，从贫瘠的黄土沟壑里一步步走出来的迁徙先民。

　　舞台上、歌谣里的走西口，唱的是离愁别绪，讲的是儿女情长，演的是庄户人闯荡天涯的故事。那曲调婉转，带着淡淡的悲凉——人们愿意听，愿意唱，因为那哀愁里还有盼头，那离别里还有重逢的念想，那旅途的尽头，似乎是追求生存的光明和希望。走西口，除去这温情的面纱，便什么诗意都没有了。庄稼养不活人，日子熬不下去，寻常百姓哪里是为闯荡，分明是逃荒。只能拼命出关，靠一膀子力气，在别人的土地上，换回活命的口粮。

　　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很多人投向张家口坝上那片陌生的原野。乾隆年间或许更早些，每到开春，不少青壮年便结伙同行，跨过黄河，一路向北，踏出张家口，奔赴坝上草原。在草原上替地主放牧、开荒、种地。换个说法，这群常年穿梭长城内外、凭一身力气换取微薄粮银的庄户人，便是旧时代最早的逃荒人。

　　恨下一条心走西口，到坝上逃荒谋生，拖儿带女，一路漂泊。明代以长城为界，凭各处关口划分南北疆域。从杀虎口逃荒的常年不断，人越来越多。有人便选择往北走，通往坝上草原的要道到张家口，上坝上，到草原去。民间口中的西口，范围越传越广。狭义的西口，单指杀虎口一地。广义的西口，是旧时百姓对晋北、陕北所有通往塞外草原关口、黄河渡口的统称。河曲、保德、偏关、府谷、神木，但凡向北出长城、向西渡黄河的出关之路，都被当地人统称为西口行路。长城以内，是祖辈世代耕种、扎根生存的故土，名曰口里。长城以外，是水草丰茂、一望无垠的茫茫草原，名曰口外。一道长城，隔开两片天地，隔开两种生计。然而，这坚固的壁垒终究挡不住生的渴望。数百年间，越过这道墙的人，便将墙外也变成了家园。

　　那时候的人们啊，为了能有口饭吃，为了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走上那遥远又艰辛的西口之路。想象中，那些走西口的人背着简单的行囊，一步三回头地告别故乡。他们的眼神里满是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坝上人也都爱听《走西口》，这首古老民歌,流传于晋陕蒙三省交界处，以及张家口坝上一带，成了当时逃荒人的真实写照。

　　如今坝上人的村镇聚落，循着踪迹溯源，皆能对应出数百年前先民的迁徙轨迹，大多在坝上先租地后买地开荒拓土、落地扎根。这些最初的落脚之地，慢慢扩张繁衍，成了今天坝上村落的前身。

　　一部分人走西口，选择过张家口，然后到坝上以及内蒙草原。出来的百姓，种地、务工、做小买卖，各业兼顾。各地来人混居共处，经年累月，口音互相渗透，习俗彼此影响，渐渐熔铸成坝上独有的生活底色。

　　走西口，是民间自发的求生迁徙。官府虽有垦荒条例，却不统一组织、不集中安置。千家万户、零散同乡，凭着活下去的执念，独自走出张家口，一寸寸开垦坝上的荒滩野地。这场跨越百年的迁徙，不是一代人的奔波，是几代人的接续奔走。

　　数百年时光里，一波又一波的庄户人，踏出家乡到坝上求生存。中原的耕种技艺、家常饮食、处世习俗，跟着迁徙的先民，扎根在了这片草原大地。当年迫于生计踏出的求生之路，历经数百年交融沉淀，化作如今坝上人的日常。

　　逃荒出来的人就像风吹到坝上的种子，落地，生根，繁衍。几代人的不息劳作，把坝上变成了如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