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支部正筹划开展一次红色教育，我本想独自去踩点。儿子放暑假在家，听说我要出门，嚷着要跟。我想了想，也罢——有些地方，孩子也该去看看。

       车过冯原镇，远远就看见一座山孤零零地立在渭北高原上，不高，却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气势。儿子趴在车窗上问：“妈妈，那就是壶梯山吗？”当地人告诉我，这山因形似水壶、状如阶梯而得名。海拔一千二百米出头，不算高，却是这高原上的制高点，扼着陕北通往关中的咽喉。

       登山步道有五百零三级台阶。我牵着儿子的手，一级一级往上走。七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儿子走累了，蹲在台阶上喘气，问我：“妈妈，这台阶怎么这么多呀？”

      我告诉他，每一级台阶，都对应着一位长眠在此的烈士。

      那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西北野战军五个纵队在这座山上向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发起了总攻。敌人把山顶的大庙改造成了团指挥部，修满了明碉暗堡。彭德怀亲自指挥，王震率第二纵队主攻。下午四时，炮火齐鸣。

       我们走进纪念馆，儿子不识字，却在一幅旧照片前站住了。照片上的战士穿着粗布军装，脸上是硝烟和尘土，眼睛亮得像星星。我给他讲突击队长杜立海的故事——他带着红旗冲在最前面，快到山顶时腹部中弹，肠子都掉了出来，却硬是把红旗插上了庙顶。儿子睁大眼睛，安静了许久，小声问：“他不疼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疼，当然疼。但比疼更强烈的，是心里那团火。

       也是在这座山上，一个叫张富清的年轻人担任突击组长，炸掉了一个碉堡，缴获了一挺机枪。六十多年后，这位老人的事迹被偶然发现，面对满身的军功章，他哽咽着说：“我的战友都不在了，我有什么功劳、有什么资格，在人民面前显摆啊……”

       我们在纪念碑前站了很久。碑高十九点四八米，通体红色，像一支燃烧的火炬。碑文最后有一句话：“壶梯山扼南北要冲，易守难攻。蒋胡敌军装备精良，兼得地利，而竟溃不成军，所以者何？民心向背，时势异也！”

       儿子忽然挣脱我的手，跑到碑前，认真地敬了个少先队礼。那一刻，太阳正好落在碑顶，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和碑的影子融在一起。

       下山的时候，夕阳把整座山染成了金色。五百零三级台阶在身后延伸，像一部无声的史书。儿子走在我身边，忽然问：“妈妈，那些叔叔知道我们现在过得好吗？”

       我愣了一下。七月的风吹过来，带着庄稼成熟的味道。山下的村庄炊烟袅袅，田野里玉米正在抽穗，公路上车来车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着平凡而安稳的日子。而这平凡，恰恰是七十多年前那些年轻人用命换来的。他们当中很多人牺牲时不过二十出头，有的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他们冲锋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不是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而是红旗能不能插上去，后来的人能不能过上好日子。

        我想，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作为一名组织委员，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发展党员、组织生活、主题党日。以前总觉得这些事琐碎、重复，但站在壶梯山上，牵着孩子的手往下看，我忽然明白——八十多年前那些走完长征的人，七十多年前那些冲上壶梯山的人，和今天在乡村振兴、科技攻关、基层服务中埋头苦干的人，其实是在爬同一座山。山不一样，路不一样，但方向是一样的：让后来的人，过上好日子。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经历枪林弹雨，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壶梯山”要攻，做好每一次组织生活、发展好每一名党员，也是其中一座。

       而那些年轻的身影并没有远去——他们从长征路上走来，从壶梯山上走过，化作了山上的松柏，化作了碑上的文字，如今正走进一个母亲讲给儿子的故事里，变成最沉也最亮的光。

       晚上回到家，儿子在日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今天去了壶梯山，山上有五百零三个台阶，每一个台阶都站着一位英雄”。我在旁边看了很久，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热流——有些东西，终究是传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