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在新能源领域追不上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动起了其他心思，所谓“中国煤电悖论”、“中国气候悖论”、“中国煤炭悖论”又开始传播。

在这些西方气候保护人士和媒体的口中，中国被描述为一个两极化的实体，他们宣称即便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的领导者，是能源转型的先锋，但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使用国，因此也是碳排放的最大来源。

但在专业人士看来，这种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长期研究中国能源产业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系副教授乔尔达诺·斯卡乔蒂（Giordano Scarciotti）就在一则视频中，系统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与煤电装机同步增长的工程、制度及地缘政治逻辑，并指出西方政客常以中国煤电建设为由延缓本国能源转型，实属推卸责任。

【文/乔尔达诺·斯卡乔蒂 翻译/王冬晓】

在分析全球能源转型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似乎正在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矛盾。

一方面，国际能源报告强调，中国是可再生能源部署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全球数据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仍在持续批准、资助并建设燃煤发电基础设施，其建设规模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这种鲜明的对比，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争论的焦点。今年，中国还将获准新建数百座燃煤发电站。批评人士常以中国不断扩大的煤电机组为例，指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正在从根本上削弱国际脱碳努力。相反，绿色转型的支持者则会引用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数据，认为清洁能源革命已然成为定局。

中国在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制造、部署和出口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25 年 7 月 22 日，江苏宿迁，员工们在江苏 DMEGC 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一个车间的生产线上工作。 福布斯

而要客观评估这一局面，我们必须剖析中国能源体系的内在运行机理。接下来我将会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我们会分析一些工程和经济方面的数据，更好厘清这一矛盾的本质。其次，我要具体告诉你，在能源转型的讨论里，这个“中国煤电悖论”是怎么被部分人当成一种话术来使用的。让我们就先从工程层面说起。

要想弄明白中国的能源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首先得聊聊背后那些驱动政策的制度机制。

中国在2020年制定了长期的能源计划，那一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要实现“双碳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抓手，就是中央政府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五年规划”。2026年，也就是从“十四五”迈向“十五五”的节点，中国的能源实施政策发生了一个转变——从原来的“双控”制度（也就是以能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为目标），转向了“双碳”控制体系（以碳强度和绝对碳排放量为目标）。

这样一来，从省级电网运营商到国有银行，国家主导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得按照2030年碳达峰的要求来调整资金配置。政策框架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来分析那些和中国电网相关的实际数据了。

当我们审视2025年及2026年初的各项指标时，可以观察到两个并行的趋势，它们乍看起来似乎根本不相容。先来看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数据，根据Ember和Carbon Brief的最新数据汇编，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新增装机容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25年，仅太阳能发电量就达到创纪录的336太瓦时，同比增长40%。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一年内安装了超过300吉瓦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和约100吉瓦的风电装机容量。清洁能源的扩张，在2025年跨越了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门槛。

在中国现代工业史上，非化石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核能）发电量的绝对增长首次足以满足并超过全国总能源需求的净增长。由于清洁能源发电量的增长足以满足净需求增长，理论上化石能源发电已不再需要扩大规模。

然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并不成立。事实上，我们不妨审视一下煤炭领域正在发生的并行趋势。根据全球能源监测机构发布的《2026年煤炭繁荣与萧条》报告，2025年全球燃煤电厂投产规模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而这几乎完全由中国驱动。2025年，中国实际投产的新增燃煤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8.1吉瓦，为十年来最高。

此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还重启或提议新增162吉瓦的煤电装机容量，以供未来开发。这样一来，在同一年里，中国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和煤电装机容量均创下历史新高。

2025年7月22日南京长江畔的大量煤堆。 法新社

要解开这个矛盾，我们需要区分电力系统中的两个基本指标：装机容量和实际发电量。装机容量以吉瓦为单位，指系统在某一瞬间能够输出的最大理论功率。而实际发电量以吉瓦时为单位，指一段时间内实际产生并输送到电网的电能总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装机容量，但一旦单独考察实际发电量，就会呈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尽管2025年中国煤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约6%，但这些煤电厂实际发出的电量并未增加。事实上，2025年中国煤电发电量下降了1.2%至1.6%。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下降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煤电发电量的首次绝对下降。

由于装机容量增加而发电量下降，产能利用率，即电厂在一年中满负荷运行的时间比例，出现了大幅下滑。从历史上看，中国煤电厂一直作为连续运行的基荷电源，产能利用率远高于60%至70%。到2024年，该比率降至约50%，2025年进一步降至48.2%。

伍德麦肯兹的预测显示，随着可再生能源在“十五五”期间持续部署，中国煤电机组的平均利用率到2035年将降至约32%。实证数据表明，中国正在建设新的煤电基础设施，但对现有装机的运行频次却在降低。这意味着整个系统正在经历装机增长与实际利用之间的脱钩。煤电机组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从传统的主要能源供应者角色，转向一种为整个电力系统提供保险的定位。

而从工程角度来看，用煤电来支撑可再生能源发电是非常低效的。太阳能发电在日落时会下降，因此电网运营商需要具有快速爬坡能力的电源，即能够迅速调整输出以防止停电。

通常来说，天然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常规工程方案。燃气电厂基于勃朗登循环（注：又称焦耳循环，是燃气轮机装置的理想热力循环模型。该循环以理想气体为工质，通过绝热压缩、定压加热、绝热膨胀和定压放热四个可逆过程构成闭合回路。它是燃气轮机等热力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基础）运行，使用高度压缩的空气，有点像陆地上的喷气发动机，并能在30分钟内完成并网并达到满功率输出。

相比之下，燃煤电厂属于大型高惯性设备，最初是为稳定的基荷运行而设计的。它们基于朗肯循环（注：指以水蒸气作为工质的一种理想循环过程，主要包括等熵压缩、等压加热、等熵膨胀、以及一个等压冷凝过程。用于蒸汽装置动力循环。）运行，通过燃烧燃料将水加热成蒸汽。但煤电机组无法像燃气机组那样快速启停。实际上，冷态启动往往需要数小时。

更为关键的是，强制煤电机组快速调整出力以应对风能和太阳能的波动，会引发热应力问题；而在偏离设计工况下运行，则会降低热效率。因此，如果仅从效率和运行灵活性来考虑，规划者很可能会选择建设灵活的天然气调峰电厂，而非燃煤电厂，以平衡间歇性运行的可再生能源电网。

然而，中国仍在继续建设燃煤电厂。要解释这一工程上的“反常”现象，我们不能只关注热力学本身，而需要分析塑造中国国家的更广泛的经济、制度和地缘政治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