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生，总要有点念想撑着。于我而言，这念想便是文学。

　　它不像庄稼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也不像井下的瓦斯检测仪那样，指针一动便知吉凶。它更像窑顶那盏昏黄的灯，明明灭灭，却始终亮着，照着我从豫东平原的麦浪里走出来，走到铜川的煤城，走到讲台上，又走到如今这张铺开的稿纸前。

　　一

　　最早与文字结缘，是在老家虞城的土坯房里。

　　母亲不识字，却会讲很多古戏。夏夜纳凉，繁星满天，她摇着蒲扇，讲薛仁贵征东，讲穆桂英挂帅，讲包公断案。那些故事从她嘴里出来，带着麦秸和泥土的气息，一句一句落进我心里。我那时还小，听不懂什么叫"文学"，只觉得那些人那些事，比村头的老槐树还要高大，比河里的流水还要悠长。

　　后来上了小学，第一次拿到语文课本，闻着油墨的清香，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课本里有一篇《秋天》，写"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真的看见大雁从头顶飞过，翅膀划过湛蓝的天空。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可以把眼前的景物留住，可以把心里的感觉说出来。

　　初中时，我开始偷偷写东西。写在作业本的背面，写在烟盒拆开的硬纸上。写村口的老井，写放学路上的夕阳，写母亲在灶前忙碌的背影。写得稚嫩，写得笨拙，却写得认真。有一次，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后面批了一行字："有真情实感，望继续努力。"那行字我看了很久，久到几乎能背下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一个少年的文学梦，往往就是从这样一句鼓励开始生根的。

　　二

　　真正让我与文学难舍难分的，是煤矿那段日子。

　　十八岁，我下了井。八百米深处，没有阳光，没有风，只有头顶的矿灯划出一道惨白的光，照在湿漉漉的岩壁上。瓦斯检测仪"嘀嘀"地响，每一声都敲在心上。工友们的脸都是黑的，只有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排白牙，在黑暗里格外醒目。

　　那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活着"。在井下，生命脆弱得像一根火柴，稍有不慎便熄灭了。可也正是在那样的地方，我看见了人性最本真的光芒。老张头，干了三十年掘进，每次进工作面都要最后一个出来，说是"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工具"；小李，刚结婚半年，每次升井第一件事就是给媳妇打个电话，听见声音才肯去洗澡；还有老王，识字不多，却总爱让我给他念报纸，听完了就说："这字儿真是好东西，能把天下事都装进去。"

　　我开始把这些人和事记下来。没有纸，就写在工作服的袖口上；没有灯，就借着矿灯的光，在休息的间隙匆匆写几笔。那些文字粗糙，甚至有些字因为汗水洇开而模糊不清，但每一个字都是滚烫的。我写井下的黑暗，也写黑暗中不灭的灯火；写矿工的艰辛，也写艰辛中不改的乐观。我渐渐明白，文学不是风花雪月，不是无病呻吟，它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是从汗水里泡出来的，是从生活最坚硬的地方开出的花。

　　三

　　我教语文，也教孩子们什么是文学。我讲鲁迅，讲他笔下的闰土和孔乙己；讲沈从文，讲湘西的吊脚楼和翠翠；讲路遥，讲孙少平在煤矿里怎样用读书对抗苦难。讲到动情处，声音会哽咽，孩子们便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们未必全懂，但我相信，那些文字会像种子一样，埋进他们心里，等到某一天，遇到合适的阳光和雨水，便会发芽。

　　教书之余，我仍在写。写教案的间隙写，批改作业的深夜写，寒暑假里更是一写就是一整天。我写故乡的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写我家那棵老石榴树结了又落落了又结，写煤城的春天怎样从煤灰里钻出一抹新绿。我写得很慢，有时候一个句子要推敲半天；我写得很苦，投出去的稿子大多石沉大海。但我不后悔，因为每一次提笔，都是与自己的对话，都是对生活的一次重新打量。

　　有人问我："你写这些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是啊，文学不能当饭吃，可它能让饭吃得有滋味。它不能让黑暗变成光明，可它能让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心里揣着一盏灯。

　　四

　　梦里，我回到了豫东老家，麦浪滚滚，金光闪闪。母亲还在灶前忙碌，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我坐在门槛上，手里捧着一本书，风吹过来，书页哗哗作响。梦里，我又回到了井下，矿灯照在岩壁上，工友们说说笑笑，黑暗中满是人间烟火。梦里，我站在讲台上，孩子们的眼睛像星星一样亮，我一字一句地读着，声音在教室里回荡。

　　这个梦做了很多年，从少年做到白头。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因为生活的积淀而愈发清晰。我知道，我成不了名，也成不了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作者，像田野里的一株庄稼，默默地生长，默默地结籽。但这就够了。文学于我，从来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种修行，一种救赎，一种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不敢说自己的文章能传千古，但我敢说，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带着体温，带着呼吸，带着我对这世界最深沉的爱。

　　窗外，月光如水。我铺开稿纸，拿起笔，又开始写了。

　　我的文学梦，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