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箱子搁在阁楼角落，积了厚灰。箱盖上的铜锁已经锈死了，我用力掀了几次，才喀地一声崩开来。一股混合着铁锈、机油和樟木的气味，猛地窜进鼻腔，霎时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记忆深处苏醒过来。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父亲的手艺。锛子、刨子、凿子，大大小小几十件，最底下躺着一把推刨。父亲最常用它。木料上了工作台，他先把推刨在磨刀石上走几个来回，眯起一只眼对着光看一看刃口，然后才俯下身去。推刨贴着木面推出去，刨花便从刨口里卷出来，薄薄的，打着旋儿，落在地上，一层叠着一层，像秋天的落叶。

　　那时候我总蹲在旁边看。父亲不赶我走，也不搭理我，只管做他的活。刨花落得多了，我就捡起来，展开，对着窗户看。阳光透过薄薄的木片，纹理便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像水的波纹，又像山的脉络。有一回我贪心，把刨花贴在眼睛上，结果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见了。父亲这才停下手里的活，拿刨花在我头上轻轻拍了一下，说：“傻孩子。”他的声音不大，在空旷的车间里却嗡嗡地响。

　　我忽然想起他的手。那双手粗大，指节突出，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线。有一年冬天，他的手背上裂了许多口子，像干涸的河床。母亲买了蛤蜊油来，晚上逼着他涂。他不肯，说油腻腻的怎么做活。母亲就趁他睡了偷偷抹在他手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看看自己的手，也不说什么，默默地拿起推刨又去干活了。

　　工具箱的上层，有一个单独的格子，里面放着几把刻刀。这是父亲最得意的家当。刀柄是枣木的，被他摩挲得油亮亮的，像上了一层漆。他偶尔会接些雕花的活，门窗上的莲花，床楣上的麒麟，都从他这双手里走出来。雕花的时候，他不像推刨时那样大刀阔斧，而是极轻，极慢，刻刀在木面上游走，屑末簌簌地落下来，像雪。那时候车间里静极了，只有刻刀刮过木头的沙沙声，和窗外麻雀的啁啾。

　　父亲已经二十年不做木工了。工厂改制那年，他领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回了家。那些机器，那些木料，连同这个工具箱，都被他锁进了阁楼。他后来去给人家看大门，穿制服，戴帽子，挺神气的。有人请他帮忙打个板凳什么的，他也推说手生了，不干了。只有一次，邻家的孩子拿了把断了腿的红木椅子来找他，他才又上了阁楼，把那工具箱搬下来。那天我在书房里看书，听见楼下传来久违的刨花声，一声接一声，不紧不慢。我下了楼，站在门口看。他背对着我，腰微微弯着，推刨一下一下地推出去，刨花卷出来，落在地上。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照在他的后脑勺上，那里已经有了许多白头发。我没有出声，又悄悄上了楼。

　　此刻我坐在这堆刨花中间，忽然想起，父亲当年做学徒的时候，也不过和我现在一般大。他十六岁进厂，跟着师傅学了三年，出师的时候，已经能独立打一套八仙桌了。他这一辈子，刨过多少木头，出过多少刨花，大概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那些刨花，有的变成了门窗，有的变成了桌椅，有的变成了雕花的床楣，散落在十里八乡的人家。而他自己的手，却像一块用旧了的木头，布满了时间的裂纹。

　　我合上箱盖，那声“喀”的响动在寂静的阁楼里格外清晰。过几天就是父亲的七十大寿了，我想把这工具箱重新擦洗一遍，上了油，给他一个惊喜。可是此刻，我抱着膝坐在阁楼的地板上，看着满地碎成粉末的旧报纸，心里忽然明白，有些东西，就像那些刨花一样，卷出来的时候是一整片，亮晶晶的，可是经了时间，终究要碎掉的。而我能做的，不过是把它们捡起来，对着光，再看一看那些美丽的木纹。

　　窗外忽然有麻雀叫起来，声音清脆，像啄在空空的木头上。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捧着工具箱，一步一步走下阁楼的梯子。楼梯在我脚下吱吱地响，那声音听起来，竟有几分像推刨擦过木料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