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是沟壑里最忠实的过客。它从塬上滚下来，顺着沟沿一路跌跌撞撞，把崖畔的酸枣叶吹得翻白，把坡地上的谷子吹成一层一层的浪。那种浪不是水的浪，是沉甸甸的、低着头的浪，穗子压弯了秆，风一过，整面坡都在缓缓地伏下去，又缓缓地抬起来，像一群人弓着背，在跟土地说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

　　我小时候总觉得，谷子是这世上最懂事的庄稼。它不挑地，崖边、坡脑、犁不到的窄埝上，撒一把种，就能活。可活和活得好是两回事。沟里的地薄，雨水存不住，太阳一晒，土就裂成一张张干渴的嘴。父亲说，谷子命硬，但也得人肯下力气。春天点种，他弯着腰，一埯一埯地把籽儿摁进土里，摁得很深，像是要把一年的指望都塞进去。夏天锄地，日头最毒的时候他偏要上坡，说这时候锄掉的草，晒一个晌午就死透了。草死透了，谷子就活了。这话我信，因为我见过他的后背——汗把布衫洇成深一片浅一片，干了又湿，最后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

　　收谷子是不用镰的，用爪镰。那是一块小小的新月形铁片，夹在指间，顺着穗子根部一掐，一声极轻的"啪"，谷穗就落进了掌心。这活儿不能戴手套，戴了就打滑；不能着急，急了就漏。一亩地的谷子，得掐上几万次。掐完了捆成捆，一担一担从坡上往下挑。沟里的路窄，一边是崖，一边是墙一样的土壁，挑担子的人得侧着身子走，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像替谁数着步子。父亲的肩头常年有两块死肉，硬得像老树疙瘩，那是扁担压出来的，也是日子压出来的。

　　谷子运到场里，摊开，晒上几个日头，就该碾了。石碾子一圈一圈地转，牲口拉着，人跟着，把穗上的粒儿一点点碾下来。碾完是扬场——这是最看天意的活儿，得有风。风不来，谷粒和糠就分不开；风太大，谷粒又被吹跑了。所以老人们会等，等一阵不大不小的、刚刚好的风。风来了，木锨一扬，谷粒在空中划出一道金黄的弧线，落下来是实心的一堆；糠飘到远处，轻飘飘的，像谁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记得那个黄昏。风从沟底漫上来，带着土腥气和谷草的甜味。父亲扬完了最后一锨，站在谷堆旁，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他手心里捧起一把谷子，让它们从指缝里慢慢淌下去。那些粒儿在夕光里发亮，一颗一颗，细小、结实、温热。我伸手接了一把，真的，是温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温度不是太阳给的。太阳早落了，风也在凉下来。是汗，是手掌心的温度，是从春到秋、一埯一锄一爪镰攒下来的温度。它们被封进了每一粒谷子里，你不去摸，就永远不知道。

　　如今我在城里的超市买米买面，袋子封得严严实实，干净、整齐，看不见一粒土。可我每次淘米，还是会下意识地把手放慢一些。水凉凉的，米粒在指间打转，我总能想起沟壑里那阵风，和风里那片低着头的、金黄的浪。

　　风过沟壑，什么都没带走，也什么都带走了。它带走了父亲的后半生，带走了那些吱呀作响的扁担和石碾。可它带不走那点温度——只要还有人肯弯下腰，肯把手伸进土里，每一粒谷子就仍然会带着汗的温度，安安静静地，等着另一双手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