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还是煤城灯火稀疏的年代，我在井下当瓦检员，一天三班倒，人像被煤灰腌过一样，黑着面孔从罐笼里升上来。白班下井，夜班升井，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可心里头总有一块地方不肯熄火——那是想看书、想写字的火。矿区的图书馆小得可怜，几排书架，多是些旧的技术手册。真正喂饱我那点饥渴的，是一本薄薄的月刊，从上海辗转寄到陕北，油墨的香气隔着千里都闻得见。它叫《文汇月刊》。

　　头一回见到它，是在井口的值班室里。一个歇班的工友躺在条凳上看，看得入了迷，煤块子硌着脊背也不觉得。我凑过去，他倒大方，把刊物往我怀里一塞：“拿去看，看完还我。”那一夜，我在宿舍的煤油灯底下，把一本杂志从头读到尾，读到油灯结了灯花，读到窗纸泛白。窗外是黄土地的夜，风沙扑棱棱地响，可我的魂魄早不在陕北了——它去了上海，去了那些我从未到过的城市，去听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声音。

　　后来我才知道，这本刊物1980年才创刊，最初叫《文汇增刊》，是文汇报社办的，连出七期才改了名。创刊号上，巴金、茅盾、叶圣陶、唐弢……五十多位名家赫然在列，光是把这些名字念一遍，就够一个井下工人热血沸腾的了。我常常想，那是怎样一群人哪，刚从漫长的冬天里走出来，憋了一肚子话要说。而《文汇月刊》就像一个热气腾腾的炉膛，什么人都可以往里添一把柴，什么火都能烧起来。

　　我最爱读的是它的报告文学。那时候，报告文学是个新鲜词儿，可《文汇月刊》偏偏把它办得风生水起，在全国领风气之先。一篇篇写人物、写事件的长文，像一记记重锤，敲在人心上。我读那些文字，常常一个人对着煤油灯发呆：原来这世上还有这么多认真活着的人，原来一支笔可以这样有分量，可以替人说出心里话，可以让一个从不说话的人，被千万人听见。我那时就隐约觉得，写字这件事，不是文人的清谈，它是在跟时代掰腕子，是在替那些沉默的人发声。

　　煤城的日子苦，可因为有它，苦里头就渗出了甜。每月的盼头，就是等那本刊物的到来。邮递员骑着二八大杠，颠颠簸簸地骑过土路，车铃一响，全矿爱看书的人都竖起了耳朵。谁要是先拿到，谁就是大家眼里的红人，借来看的人排着队，拿到手的人都用旧报纸包着书皮，生怕磨了角。薄薄的一本，在这个小小的矿区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得纸都毛了边，字都模糊了，还有人舍不得撒手。我心里暗暗地想：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写这样的文章，也要让我的名字，印在这样的刊物上。

　　这念头像一颗种子，埋在煤灰里，埋了很多年。

　　如今，《文汇月刊》早停刊了，1990年，共出了121期。我后来离开了矿井，当过民办教师，也一直没断了写字。偶尔翻出泛黄的旧刊，纸页脆得像秋天的落叶，稍不留神就要碎。可那些字还活着，那些人和那些故事还活着。我忽然明白，我喜欢《文汇月刊》，喜欢的哪里只是一本刊物呢？我喜欢的是那个年代——人心里揣着一团火，相信真话、相信文字、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年代。我喜欢的是它教给我的那点道理：一支笔要贴着大地写，要替普通人说话，要敢把心里话掏出来给人看。

　　古人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半生碌碌，没能写出什么千古文章，可我始终记得那个在煤油灯下读《文汇月刊》的夜晚。那一点灯火，照着我走了很远的路。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在所有的刊物里，我最喜欢的，还是《文汇月刊》。

　　不是因为它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在那些灰扑扑的、单调的日子里，是它，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人间。